所谓皇帝的洋务运动式思维，本质上非常简单：
即，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
类似铁路这种东西，和皇权并存，其实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大运河的两千里漕运，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丝毫不违和。
而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造反上位之前，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是他们可以利用的。
一旦屁股坐上了龙椅，实质上，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土地矛盾，其实对于皇家这一家一姓来说，到如同是个负资产。
或者说，是最可能威胁他椅子的力量。
包括这些年松苏崛起的资本财团，大型的盐场之类，在皇帝看来，这算个啥呀？一狱吏足以的玩意儿，比得过内地的农民起义吗？
内部的矛盾，实质上已经大到了几乎所有资源，都要用于缓解现有矛盾的地步。那么社会的停滞也就是某种必然了。
包括刘钰在内，大顺朝堂之上，谁也没有能力继续维系旧的社会，不断平息缓和旧时代的诸多矛盾。
区别就是，皇帝希望引入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依靠外部的资金和财富，继续压制旧时代的诸多矛盾。
而刘钰的思维，则是我把旧社会本身给砸碎了，那么旧社会的矛盾不就不存在了吗？我缓解不了旧社会的矛盾，那我直接把旧社会杀了不就完事了？新社会当然也有矛盾，但那是新的，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促进社会进步，没问题。
非要说本质的话，皇帝现在的思维，其实和满清末期靠着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续命的思路，差球不多。
都是引入一支之前传统天下内不存在的力量，来压制内部的矛盾，更有效地强化统治。
本质差球不多，表现出来的区别，无非是这支“之前传统天下不存在的力量”，把握在大顺朝廷的手里，并且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强化这种力量。
优势在于，满清末期的洋务派，认识到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并且也知道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
而帝国主义在外，没有外部市场；内部又因为这样那样的条约，导致内部市场已经放开。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工商之利”，实际上都是在激化旧时代的矛盾——对内部小农经济的旧社会而言，棉布是南通纺织厂产的，还是曼彻斯特纺织厂产的，是无区别的。工商之利，得有市场，外部市场又抢不到，只能和帝国主义一起搞内部的市场。
而大顺皇帝则是在上次松苏南巡之后，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是担忧松苏等先发地区激化内部的旧矛盾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顺皇帝支持对外扩张的原因，资本一旦转起来了，旁边就是庞大的内部市场，你不让他吃，那就得给他在外面找吃的、找血食。
因为大顺皇帝选择了“依靠‘外部’力量，强化封建统治”的道路，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必须要强大。而强大，就得不断给他找血食，否则他就要往里面吃了。
虽然皇帝可能并未能够理论性地认识到这一切，但凭借狡诈而老练的统治阶级嗅觉，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其实皇帝想教育太子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记得自己是天子”。
千万不要拿大顺即将在印度的那一套思维，来搞内地，去做松苏资本的“皇帝”，把内地搞成殖民地。那样规模的大起义，你扛不住。
也千万不要拿着旧时代的经验，来搞松苏东北南洋和对外贸易。最后搞出来个众正盈朝的局面，吊毛的钱都收不上来，所有资源都用在维系旧时代的稳定上，屁事也做不成。
在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需要用来平息和缓解旧的矛盾的时候，修铁路这种事，只靠旧的统治手段，是完不成的。
简而言之，没钱，没资源，有限的财政都要花在旧时代的矛盾上。
隋炀帝能修大运河，但只能修一条，而且修完就炸了。
大顺能修铁路，而且看起来应该能修不止一条，因为他能从外部搞到钱、物资、粮食、布匹等等。
在皇帝看来，铁路和海运的出现、快速发展，那么平准、均输，也就有了意义。
平准、均输……【全国粮食价格基本稳定且统一、全国盐价基本稳定且统一、甘肃的粮价和苏州的粮价基本一致、大灾之后各地快速运粮粮价仍旧稳定】，这本身，就是平准和均输在封建社会之下的最高实现。
哪个封建王朝能做到这一点，四百年，问题绝对不大。
再加上铁路可以实现皇帝预想的，把天下切割纵横，让农民起义只能困在一省之内的想法。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式思维的最高体现。
而这个问题再细致一点，就是以松苏为中心的新体系，囊括东北、南洋、朝鲜、日本、以及印度、欧美贸易的这么个体系，所提供的税金、资源、粮食，能否养得起一支20万人到30万人的精锐野战部队，可以通过铁路和海运快速机动完成救火式的镇压；能否养得起一群依托这一切收入的事功之臣，确保一支完全寄托于皇权而非国内土地的人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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