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偷渡者来说，最可怕的是遣返。”程世喜手支着下巴，食指蹭了蹭鼻尖，声线华丽优美，一语中的地说道。
“说的对，遣返对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逃港者来说，那打击绝对是令人绝望的、毁灭的。”老人附和道，“我们幸运的是，没有葬身大海，不幸的是一踏入香港的土地，就遇见的警察。港英政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然而我们又是幸运的，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这里，保护我们这些逃港者。
当时的场面很感人！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当时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这里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我们都绝望了，心都碎了，连死的心都有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我们趁着混乱，像无头苍蝇似的乱逃。那时候也是第一次遇见凤仪。”老人嘴角挂着一丝似有若无的微笑，似怀念，如墨的眼神瞥了一眼身旁的老伴儿。
好似感觉到他温柔的目光，乔凤仪也想起了初见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她第一次见到他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虽然狼狈却依然强自镇定，请求她带他们来离开。鬼使神差的她就相信他不会伤害她。才驱车，把他们三人带回市里，然后分道扬镳。
本以为是一次萍水相逢，再无交集，谁知道几个月后，再次邂逅，牵扯了一辈子的情缘。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逃往市里，先开始小心翼翼的，畏畏缩缩的，就怕在被警察抓到，遣返回内地。只能打黑工，挣些糊口的钱，住在贫民区里，直至后来拿到身份证找到正式工作，有了积蓄才搬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老实说，当时真的很穷，周围的人和我们一样的穷，当时一门心思逃到香港，以为来了，就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残酷的现实把我们打回了原形。只好打起精神，重整旗鼓，其实就一个字‘学’，自己不足就学什么？不过那时候的邻里关系非常的好。寮屋区的居民都是一样的穷，所以家家都不用锁门。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风气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家有了病人，几家都会来照看。谁家的孩子没有照看，也会有邻居来帮忙。”老人怀念道。“现在嘛！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很难再回到那个淳朴的年代了。”
“心境的变化，环境的使然，人们都长大了。”方默南说道。
“是啊！长大了，人心再也回不到最初的那份心境。”老人附和道，话锋一转“你们很难体会当年我们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这个方默南知道，听程是非讲那些富豪的发家史的时候，他说道：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财富神话’。
“当然我们的发迹，主要得益于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他就是草根阶层的努力与挣扎以及他们的顽强不息的历史。”老人笑的很得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乔凤仪却知道，老头子为了准备所付出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白天工作，晚上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书本，那真是废寝忘食。其实她完全可以让她娘家人帮他，不过她知道以他的自尊心不可能接受她娘家的资助，所以他住贫民区，她也跟着，他住政府租屋，她也跟着住公屋。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她们的家房子是换了又换。娘家的姐妹当时都说她是个笨蛋，找虐受。你说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生居然会有这种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也许她是中毒了，中了他下的毒。
当然向他们这些富裕起来的逃港者相比起来庞大的数字，只是凤毛麟角，许多人也只是在底层苦苦打拼，挣得温饱。然而这些出人头地的少数人，离不开香港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60、70年代世界的经济开始腾飞，在几十年内，走向了高度富裕，也造就了亚洲四小龙。
香港得益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靠海，其实其他几条龙也是靠海，得意与海洋。在全球自由贸易时代，海洋能提供方便、廉价的运输模式，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保障。临海因素对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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