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想来戈氏还真是个倒霉蛋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到了他手里的国家已经是个千疮百孔了，回天乏术了。什么时候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叶老四轻哆了一口清茶道。
“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贺军尧眯起眼睛，慢悠悠地说道。
“噗……”叶老四笑道，“想想还真是精辟。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背弃人民必将被人民唾弃。”
叶老四把玩着手里的白如雪的小瓷杯，背靠着沙发，淡淡地说道，“自1922到今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整个一部70年腐败史。”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可是特权已经泛滥。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而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嘿嘿……到了戈氏这个倒霉蛋儿上台，全面腐败下他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而且又缺乏有效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叶老四说的不胜唏嘘，感慨万千，他抬眼看向贺军尧，无声地说了声，‘咱们呢？’
“ 治国先治吏。”贺军尧手中的茶一口而尽。
““治国先治吏”。我国自先秦时期起，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 查阅历代纪元表，桓公二年，即是公元前710年。屈指算来，距今已然2721年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就提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伟大思想，怎能不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到由衷的钦佩和自豪！这个光辉的思想，影响了由古至今一代代的政治家。从正面来说，这个思想，是所有志存高远、雄才大略的明君贤相，恪守不渝而又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每一个太平盛世的铺垫基石。
从反面来看，我国历史上，每一个积贫积弱、乱象丛生、腐败溃烂的朝代，又无不是违背了这个思想所酿成的苦果。国家之兴衰治乱，原因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追根溯源，九九归一，根子大都出在“吏治”上。从这个思想共识出发，以治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家们，自然就领悟并推导出了“治国先治吏”的治国方略。
被史家誉为“西汉中兴之帝”的汉宣帝，在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的唐甄，在他的名著《潜书》中写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而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这自然是观察了多少个朝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吏治清廉，则国泰民安；吏治腐败，则国破家亡。披览史籍，悠悠五千年文明史，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也。古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回首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国家之兴衰治乱，“成也吏治，败也吏治。”叶老四洋洋洒洒一通长篇大论，发泄心中的郁闷之气。“然而人类总是在愚蠢的重复不断的犯同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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