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谢润生发回来的消息,军事情报局局长段建军立即派出专机前去接应。
姚文芳大使的死,让段建军很没面子,或者说让他受到了总统的强烈责备,因为营救大使的行动由军事情报局负责。
最让段建军恼火的是,他根本无法给总统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说白了,段建军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如何向总统汇报呢?
在墨西哥当局公布了姚文芳大使乘坐的直升机坠毁的消息后,段建军试图跟化名查德拉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却一直没有联系上。他还找过钱壮飞,希望参与行动的狙击手能够带回来一些消息,可是四名狙击手全部失踪。更要命的是,军事情报局安排在墨西哥的其他谍报人员都没有能够获得相关消息。
凭借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段建军意识到,查德拉出问题了。
只是,段建军并不了解查德拉。
查德拉是在十二年前被派往墨西哥的,而当时段建军还不是军事情报局局长,而是负责管理欧洲分局。事实上,在段建军当上了军事情报局局长之后,对查德拉也不是很了解。主要就是,与查德拉的联系由拉美分局负责。此外,军事情报局有上千名像查德拉这样的谍报人员,不可能每一个都与局长直接联系。更要命的是,现在的拉美分局局长是谢润生,而谢润生也是刚上任不久。也就是说。谢润生也不是很了解查德拉,只是定期与他联络,获取由他提供的情报。
当年把查德拉派往墨西哥的拉美分局局长,在两年前就病逝了。
事发之后,段建军让人找来了所有与查德拉有关的资料,以及查德拉在十二年间送回来的情报。
查德拉的个人资料非常有限,而且关联性不大。表明有部分资料已经遗失。
当然,类似的事情在军事情报局并不少见,特别是外裔谍报人员。很多的个人资料都不够齐全。
查德拉是一名拉美裔侨民,其父母在一九二八年从哥斯达黎加依据中国,并且在上海的红桥区定居。开了一家拉美餐厅。查德拉在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家里排行第五,有三个哥哥与一个姐姐,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大战的最后一年,查德拉参军,并且在次年就因其出色的外语才能被军事情报局选中。在接受了长达四年的培训之后,查德拉在一九五五年成为谍报人员,并且在此年就被派往墨西哥,成为了专门负责跟韦戈斯进行通信联络的特工。
在这份简单的简历中,没有任何可以让查德拉背叛的理由。
要知道。查德拉的父母在依据中国之前是哥斯达黎加的战争难民,在到了中国之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查德拉的兄弟姐妹都加入了中国国籍,而且过得都很幸福,他的弟弟现在是海军的上校军官。至于他的父母。都是在年过七十之后正常死亡。除了患上癌症在五十四岁去世的长兄,查德拉的兄弟姐妹都还健在。
显然,家庭方面也不存在让查德拉背叛的原因。
在翻阅查德拉涉及的情报行动时,段建军才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即那次导致了六名狙击手丧生的秘密行动。
虽然在保存的档案中,这次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韦戈斯的一名手下走漏了消息。让整个行动曝光,而执行猎杀任务的狙击手误入敌人设置的埋伏圈,最终全军覆没,但是当时提供情报的是查德拉,而不是韦戈斯。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拉美分局局长曾经建议让查德拉回国接受全面调查。
也就是说,这次失败的秘密行动,很有可能就是查德拉叛变的根源。
产生这个怀疑之后,段建军意识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如果查德拉在几年前就已背叛,那么韦戈斯肯定脱不了干系,而且很有可能是韦戈斯策反了查德拉。
显然,这足以证明韦戈斯没有真心诚意的跟军事情报局合作。
随即,段建军就想到了一点。
这就是,大使乘坐的直升机遇难之后,墨西哥当局坚称,当时中国大使跟弗朗西斯科在一起,而且是由弗朗西斯科提供的直升机,而墨西哥当局已经在追查此事,并且宣称已经拘禁了弗朗西斯科。
段建军不得不怀疑弗朗西斯科是否还活着。
更重要的是,这已经证明韦戈斯跟大使遇害脱不了关系。
原因很简单,姚文芳大使遇害,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墨西哥当局,更不是生死为卜的弗朗西斯科,而是韦戈斯。这就是,如果墨西哥当局坚持把责任推到弗朗西斯科身上,那么韦戈斯就将趁机夺取弗朗西斯科的地盘,成为塔瓦斯科州唯一的统治者,而墨西哥当局也必然承认他的地位。
做为受害者,弗朗西斯科没有任何理由害死中国大使。
理清了思路之后,段建军相信,他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只是,他还无法证明自己的猜测。查德拉还没有发回消息,而且他也没有别的证据,因此不可能让总统相信他的猜测。
说白了,段建军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猜测当成事实告诉总统。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前去营救大使的狙击手肯定知道真相,因此找到那四名狙击手就能解开疑团。
也正如此,段建军全力支持钱壮飞展开营救行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为此出动了一架zz-2战略侦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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