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家在眼下这个局面中已经没有足够稳定局势的力量，假使三吴或是荆州真要强硬迁都，他有什么办法去阻止？仅仅一个沈哲子，靠着手中那几千数众，就能在台中横行无忌，让他没有办法制约。若来日迁都之议真的被人提出来，他都不敢想象会有多少人奋不顾身的加入其中来！
惟今之计，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在各方还没有反应过来，施恩于丹阳这些宿卫乡人们，掌握了宿卫人心，才能让人有所忌惮！
台城内的反对之声，乃至于那些暗讽王导以国资而邀民望的风言风语，王导都可以置若罔闻，但当陶侃的书信送入台城后，王导却不得不郑重以对。陶侃原本就是分陕之重，如今荆州军又大破苏峻主力，威望已经达到一个顶峰，假使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即便有千般理由，王导也不敢再推行此策。
沉吟良久之后，王导还是派人前往石头城将沈哲子请来，这段时间他也在思考沈哲子为什么热心帮助自己，考虑良久之后，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沈哲子希望自己能因此大伤人望。但无论这年轻人用心如何，王导也不打算让他置身事外。
这几日因为授田之事，沈哲子多与王导接触，彼此之间关系反而有所缓和，不再似以往那么疏远。他行入王导官署施礼入座，彼此寒暄一阵后，王导才轻飘飘的将陶侃的书信递过来，于席中笑语道：“前日之授田琐政，竟得陶公之点评，驸马愿否一观？”
沈哲子听到这话，便明白了王导请自己过来的意思，当下也不推辞，拿起陶侃的书信来匆匆一览。信中内容倒也没有什么出奇，陶侃对这授田同样也不赞同，信中无非是全王导不要一时冲动为坏法以害人望。
关于这个军功授田，沈哲子倒也没有什么太深的用意，仅仅只是单纯的想给丹阳这些无辜民众争取一点福利罢了，顺便把王导裹挟进来，让此老再承受一点物议。
如果说要借此掀起什么制度革命，那也未免过分乐观。凭时下豪门大族掌握的力量，别人家不说，单单沈哲子自己家什么情况他就清楚得很。时下尽管战事频频，但如果说寄望于战争培养起什么军功新贵阶层，那也真是出了鬼了。
历史上北府军的崛起，那是庾家兄弟加上桓温接棒，持续二十多年不间断的土断以及各个方面瓦解士族力量，辅之以太原王家狗咬狗将国家败坏的一塌糊涂，加上天师道的造反，还有桓玄那一场篡位，最后才生成了刘裕那顺势一击。
时人反对军功授田，除了此法有浓烈的法家刑徒味道以外，更多的还是眼馋那些即将被分下去的土地，并没有太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而陶侃反对，也是因为王导此法破坏了约定俗成的军功犒赏制度，他作为方镇之首不能不表露态度。
沈哲子始终觉得，所谓穿越者的进步性，是对人的价值和能力的肯定，而非大搞制度建设。制度是嵌入到整个时代中对资源的获取和分配方式，好的制度永远都是整个社会加入其中磨合起来，而非创建出来。基于这个认知，他愿意帮更多人争取发挥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比如历史上会在今年出现的度田收租制度，即就是废除户调，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收取赋税。这一个政策，从时下而言，是极大程度缓解了小民的赋税压力，但却将压力转嫁到世家大族身上，因为大族占有的田亩多。
按照这个标准，沈家需要缴纳的赋税增加何止十数倍！而小民之家由于实际开垦田数不足，应缴纳的赋税反而有所减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良政。但是那又怎样？士族大户拒不纳税！累积的欠税达到几十万斛之多！
到了谢安时代，因为要团结世家大族的力量以抵抗前秦的入侵，不得不废除这一政令。这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选择，但是到了明末王夫之评价这一项政令是晋之稗政，安罢之，可谓体天经以定民制矣，成了臧否人物的一个佐证。可惜这个定民制有效期有点短，不足二十年，天师道裹挟江东大量民众起义，有点打脸。
沈哲子愿意推动军功授田，与王导的考虑差不多，就是快速稳定京畿局势，顺便收一收民心。当然，他比王导优越的地方在于，王导是冲在前面的，他是躲在后面拱火的。当然如果此法能够就此埋下一个看重事功的种子，他也乐见其成，但沈哲子却并不抱希望。因为时局中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足够魄力和能量，一直将之贯彻下去。
既然王导将此信传示给自己，沈哲子略一沉吟后，还是决定帮王导做一次说客，去见陶侃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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