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涉这么多人，关乎身家财产，沈哲子亦不敢想当然而行事。尤其东晋这个时局，风吹雨打蓬门陋户，稍有不慎就是屋毁人亡的下场。
若这隐爵系统能够改革成功，所获得的回报无疑是巨大的，沈哲子对此寄予厚望。这是一种新的人力组织形式，但却不是剧烈的革命来实现，而是在共同需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衍生出来。
为了完成这场变革，他甚至愿意放弃一部分自家的利益，毕竟相对于人力、物力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力，钱财在时下而言并非最重要的。
这并不是他有视钱财如粪土的觉悟，一方面他家并不缺钱，单单如今的家业局面，供他奢侈一生都享用不尽。另一方面，如今也并非一个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社会，再多的钱财也不会让人的处境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升华。
他苦心为此，一方面是为了打造一个凝聚力极高、能够受他影响掌控的组织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撬动生产力。
如今这个农耕社会，生产技术已经渐趋成熟，精耕套种，垄种轮休，这些农业常识哪怕千数年之后都在沿用，在没有高产量农作物出现的时下，即便技术有所进益，也只是枝节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足酝酿出实质性的跃升。
眼下的困境是，侨门有人，南人有田，彼此交流不够通畅。人力闲置，耕田放荒，生产力虚耗严重。只要能解决这个资源分配的不合理问题，便足够支持沈哲子北伐消耗。至于更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并非他眼下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真要想得那么久远，那么现在的他就要为千数年后外国大选结果而操心不已了。
庾条的想法倒没有沈哲子这么复杂，先前沈哲子所讲述的计划，已经让他看到一个颇为美好的前景。既能解决眼前的困境，又能继续享受隐爵系统所带来的好处，于他而言，已是最好局面。
“哲子郎君奇谋解困，此计若行，同来建康的那些资友实在不必再谋南下！”
庾条一脸欣喜状说道，继而又笑语道：“来日共邀资友详谈此事，有此妙策坐望生利，有哲子郎君妙语解惑，又何必再作他想。”
沈哲子听到这话却是摆手拒绝，并不打算在近期与那些侨门子弟深谈此事。那些人眼下有求于他，尚能保持一个恭谨姿态，但真关乎切身利害的问题，他们未必就肯轻信沈哲子由其摆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沈哲子是打算局面有所稳定后，再与这些人周旋，愿意顺从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那就踢出局。
至于这些人想要南下会稽，则就想都不用想，沈哲子需要的是京口流民，而非侨门高第。这些人一旦南下，可不是简单的一门一户，整个宗族南迁下去，不好安置不说，与当地南士在乡土间的冲突也相当不好处理。
朝廷用比较强硬的手段在丹阳划分实地侨置琅琊郡以安置琅琊王氏为首的一干青徐侨门士族，结果就是乡土争执不断，甚至爆发暴民冲击建康城这样恶劣的事件。
沈哲子要的局面是开发会稽，而非引侨门南下，自己再做救火队员。所以只要沈家一日掌握了会稽，这些侨门就一日都不要想能南迁会稽。
南迁会稽不得，随着沈哲子对隐爵系统的改革，掌握权加大，对这些侨门已成瓮中捉鳖姿态。就算他们在政治上能够有所突围，也休想能在吴中安家，家业无存，势位再高都只是浮萍而已。
日后陈郡谢氏政治上能够急流勇退，但在置办家业方面，却始终不曾松懈。当下这一辈政治上进的且不说，一直到刘宋时期势位不在，大谢谢灵运仍要掘湖造田，几至招惹杀身之祸。高门多风流名士，但绝大多数在家业传承的问题上，都是不敢松懈。诗和远方诚然美妙，眼前苟且仍要兼顾。
只要将这些人家困在京口，那就是毡板上肉，何时宰割一刀，都不必顾虑太多。他们如果聪明的话，那就千万不要脱离隐爵序列，只要还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那就还有求同存异的余地。
关于隐爵的问题，沈哲子就跟庾条讲到了这里，接下来再谈的内容，则是修整吴郡水道的问题。从入都来的路上，这个问题便横亘在他心中，如今与隐爵改制之事一并提出来。如果水道得以畅通，那么从吴中往京口调集转运物资消耗便更少。
吴郡乃是江东旧族盘根错节之地，那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乡土之间守望相助的风气，凭沈家这种新出门户，实在难以理顺。须知就连早先被灭掉的严氏大盐枭，都因在吴郡厮混不开而转为落籍吴兴，可见此地之水深。
水道早贯通一日，便能早得一日好处。沈哲子没有信心去平衡吴郡各家的利益纠葛，之所以跟庾条谈起此事，也不奢望庾条能提供什么有建设的提议。
他是要借庾条去影响庾亮，由庾亮在中书动议转为一个政治问题，然后再借助隐爵所裹挟的这些侨门人家向南施压，加上沈家往北发力，应该能撬得动吴郡这一个僵局。各方齐齐施力，加上拉拢分化吴郡本地士人，此事大有可为。
如此多的力量参与进来，沈哲子自然不奢望能如自家在吴兴那样通盘掌握，只要能分享到江南水道便捷的好处，于他而言便心满意足了。况且这江南水道，南北两端他家都有话语权，吴郡水道只要畅通起来，他就有足够的手段予以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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