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不少文官，尤其是东林官员对锦衣卫和东厂是持反对态度的，抨击厂卫和诏狱是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的皇帝的私刑，主张取消厂卫和诏狱，这就叫作国有律法、君无私刑，不过张原对厂卫的态度没有东林党人那么激进，张原心里很清楚，在我大天朝司法独立四百年后都还没搞定，想要在晚明一蹴而就那是做梦，取消厂卫几乎是动摇皇权，张原可不想把皇帝也给得罪了，东林的民主和法制的主张没有错，但在当时的内外环境和经济基础上未免有些不切实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都还要百年后才能实现，大明这烂摊子还想领导世界潮流显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要缓解激烈的内外矛盾，不能让野蛮的满清取代大明，金钱鼠尾辫实在不好看啊！
当然，把大明灭亡的罪责全推到东林头上是有悖于史实的，从天启到崇祯，东林党人很少有稳定的执政期，其政治理念也仅仅是一种思潮，并未能得到实施，晚明政局其实是一团乱麻，不是抽取其中一缕就能理顺的，但完全推倒重来非张原所愿，所谓的农民起义乃至改朝换代无非是靠杀戳和洗劫来缓解土地资源危机而已，到王朝中后期又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反复折腾更苦——
在张原看来，大明的政治制度有很多可取之处，只要找准锲入点未必没有改良自新的可能，他要做的是争取时间，只要能避免萨尔浒的惨败、熬过这一段艰难时日，不让大明财政被辽饷拖垮，其余的天灾、流民、边患就可徐徐图之，但现在方从哲和三党当权，内斗、掣肘、拖后腿，困难重重，他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很多清高的官员看不起太监和锦衣卫，不屑与之交往，其实象太监、锦衣卫这些等同于皇帝家奴的人对科举出身的官员总是有点自卑的，你若看不起他们，他们就加倍看不起你甚至恨你入骨，而你若对他们示好，那往往受宠若惊很少有拒绝的，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地位有身份。
张原与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的交往就是这样，骆思恭虽是正三品高官，但属于武官体系，在清贵翰林面前是没有自傲资本的，更何况张原是状元及第、东宫讲官，而且现在三党尚未意识到内官和厂卫的重要性，三党是在天启初年被东林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想到投靠魏忠贤的，张原比他们有远见，还有，骆思恭在京中口碑也不差，不是后来田尔耕、许显纯那样的凶残之辈——
言谈之间，骆思恭能感觉出张原对他的尊重，此前他就与张原见过几次面，这新科状元郎既谦逊又张扬，心思难测，但显然是极有智慧和才干的，假以时日，入阁为相极有可能，骆思恭对宫廷情况很熟悉，万历帝这两年龙体健康每况愈下，去年梃击案之后东宫地位已彻底稳固，在梃击案中竭力维护东宫的是东林官员，所以莫看三党现在权势熏天，一旦新君即位，亲东林的张原定会受重用，一朝天子一朝臣，对此骆思恭看得很清楚——
还有，让骆思恭起敬的是，朝鲜国以及辽东鲁太监送给张原的礼物张原分文未取，全部用来抚恤凤凰山一战死伤的锦衣卫，可以说绝大多数官员不会这么做，他们会认为死伤的锦衣卫自有朝廷给的抚恤银，公事公办，哪有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的道理，做官求财，大抵如此，不然寒窗苦读又为的是什么？
短短半个时辰的拜访，张原与骆思恭言谈颇欢，骆思恭要留张原、阮大铖在锦衣卫廨舍夜宴，张原道：“下官今日约了几位同年聚会，就不打扰骆大人了。”与阮大铖辞出，骆思恭亲自送出司衙大门。
阮大铖受其师高攀龙影响，鄙薄内官和厂卫，所以对张原结交太监、锦衣卫有些不解，不过也知道张原是为了应对李维翰的弹劾，阮大铖心下很不快，暗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所以到了泡子河畔张岱居处与文震孟、钱士升、倪元璐、洪承畴等人相聚饮酒时，阮大铖始终闷闷不乐，中途推说身体不适先回去了，张原也未在意。
席散后，张原回到李阁老胡同，想起《丁巳朝鲜纪行》稿子还没送给郭淐看，便赶紧送去，郭淐寓所同在李阁老胡同，所以此时虽已宵禁，但只要不出街坊，串门交往无妨。
而此时的阮大铖正在与姚宗文、周永春长谈，阮大铖寓所在朝阳门外的朝日坛附近，与周永春的住处相距不远，姚宗文先到周永春处，再与周永春一道来访阮大铖，阮大铖不在，二人就在厅上等着，听得远远的朝阳门内传来宵禁鼓声，阮大铖回来了——
阮大铖见吏科都给事中姚宗文和新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周永春等候他多时，不知二人来意，不免惴惴不安，却听姚宗文笑道：“阮行人，翰社聚会就散了吗？”
阮大铖道：“在下不胜酒力，先告辞了，劳两位大人久候，不知有何见教？”
姚宗文道：“久闻阮行人的先祖乃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仲容，传至桐城这一支开花散叶，是赫赫有名的大族啊。”
阮大铖唯唯，不敢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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