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任何科研项目，都是想提前就能提前的。
某些科研项目的前置条件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需要各种科学工具的研究项目，没有必要的科学工具，没有前人的研究，某些项目是费尽心思也做不下去的。
因此，提前的成本就是你需要站的更稳，并将脚抬的更高，因为前面的台阶不仅没有巨人的尸体了，还有人可能将自己的尸体塞在你的身前，身侧乃至于身后，结果导致科研竞赛如期发生。
在这方面，欧洲的实验室其实比较有心得。
许多中国学生去了欧洲读书或者进修之后，都会深有体会的说：“欧洲做研究的人太有耐心了，多少年就研究XX问题，小成果根本不发表，就冲着大成果去……”
不管欧洲实验室的体制如何，他们的确是如此做的。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生产垫脚石，有了什么发现，先不发表，以免引来群狼，就自己默默的继续往下做，直到有了大发现为止。
然而，欧洲实验室的科研方式，在G蛋白偶联受体的领域内，是备受挑战的。
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一个领域内，扎堆着大量的科研实验室，而且以大中型的科研实验室为主，他们并不都是欧洲模式的。
如此小的一个领域内，有如此多的科研实验室，结果就是科研竞赛无比的剧烈，大家都争着抢着的发表结果，欧式实验室藏着捏着不发表的结果，可能没过几天，就有类似的数据和研究，被其他实验室给发表了出来。
这么一来，秉承欧式操作模式的实验室，很可能血本无归——对实验室来说，成果就是生命，不管投资人是资本家、国家还是个人，总归都是想要见到成果的，最起码，也是倾向于把钱投给有成果的实验室。
当然，欧洲许多实验室的投资人多是耐心而官僚国家资本，甚至是更加耐心的家族资本，所以能够忍受较长时间的无成果状态，但是，较长时间对应的无成果状态，对应的是偶尔的大成果状态，而不是自始至终的无成果状态。
所以，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许多欧洲实验室不是折翼而归，就是移风易俗了。
不过，杨锐面对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他虽然还是需要抬高脚，但只要选择的方向恰当，他说不定就能弯道超车。
实在是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太难了。
科学家们从60年代开始做，做到八十年代，再到10年代，虽然将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的版图扩大了无数倍，但是，其中的未知点仍然很多。
因此，从开始到之后，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都不是一条正正经经的登山道，它其中的断点实在是太多了。
杨锐预知其中的某些断点，若是能以目前的技术，自己弥补上去，也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快速路。
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要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攀爬，还要爬出风格，爬出成果，那就相当于在生物的珠穆拉玛峰上攀爬，不仅要爬的高，爬的比别人快，还要为后人建出更上一步的大本营。
不仅如此，在大本营建成之前，还得注意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别人秘而不宣的小道，又得注意身后有没有人跟随自己。
最后，做这样的项目，还得保证实验室的团结友爱。
换句话说，做大科研项目，时间太长，即使杨锐能耐得住性子，其中的变故也很多，所以，得防着有人当内奸。
在这种绞肉机似的战斗中，身处第一线的实验室，那真的是什么手段都用的出来的。
杨锐如今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了，他的离子通道实验室在生物学界也有了一定的名声，这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好事，但在这种大战中，就是喜忧参半了。
喜的是你的成果一定有人重视，忧的就是，你要是一年半载的没有论文发表，同行就会好奇：咦，最近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在做什么呢？
杨锐总不能拘着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参与社交活动，而科研人员参加社交活动和学术活动，不就是聊工作吗？不聊工作聊什么？总不能聊藏在袖子里的女朋友吧。
所以如果是一般性质的科研，大家互相探讨一些各自的工作也就罢了，但要是做G蛋白偶联受体，那就很难说一起陷入绞肉战的同行们是什么想法了。
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的可能的确是存在的。
但在另一方面，杨锐身为实验室的负责人，不能不考虑的多一些，坏一些。
比如说，某间科研实验室，如果一年投入2000万美元做G蛋白偶联受体，持续了10年，结果听说你的项目进度似乎和他们并驾齐驱了，甚至可能在科研竞争中获胜了，那么，该科研实验室怎么办？让自己十年时间，2亿美元的投入打水漂吗？
会不会有人，因为不甘心，而拿出20万美元，贿赂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研究员，希望得到一些实验数据，甚至要求其制造假数据呢？
杨锐如果只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的话，他是用不着考虑这些问题的，除非有人拿着相当于自己两万个月的工资脸前。
但杨锐掌握着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他就不能不做万全的打算了。
杨锐思考了一夜，又找了些相关的资料读了，第二天才胸有成竹的前往离子通道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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