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胁坂次郎的护送，一路上算是有惊无险。
之所以叫有惊无险，这一路上一共遭到了两次游击武装的袭击。
也不知道是国军的游击队，还是四路军的游击队。
总之乒乒乓乓打的非常热闹。
负责护送的五名日军，还是很有军事素质的。
遭到袭击之后，他们立刻就地构筑防线。
他们并不主动出击，而是凭借汽车和地形防御。
他们也很清楚，这些游击队一旦攻击不利，担心会吸引到附近日军，很快就会撤退。
孟绍原也在那里想，九死一生都过来过了，万一真的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那可就太不划算了。
还好，孟绍原活着进了武汉。
孟绍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给他一丝缝隙，但凡只要让他看到一丝光亮，他就会像条泥鳅一样钻进去。
胁坂次郎成了他的护身符。
用来让他在武汉能够相对自由活动的一张护身符。
武汉沦陷之后，武汉便沦为了人间地狱。
国民政府的军队从武汉撤退时，曾经留下不少的粮食在汉口特三区天主教堂内堆着，准备给未及退出的难民果腹。
日军侵占武汉后，将特三区里的难民全部赶了出来，难民的粮食完全被日军夺去了。
但是，日军虽然夺去了堆积如山的粮食，却无法搬运，走遍WH市区，也拉不到一名壮丁。
于是竟异想天开，以“怜恤难民”为名，印制许多传单到难民区散发，传单上面规定，每个难民可以自带扁担箩筐至天主教堂买米，每担米只要法币五元，以示赈济；凡是买米的人，只要有扁担箩筐随身，即可通过敌军哨岗，不需通行证，抵达天主教堂后，先交款领证，在证上填明“劳苦者”，“营商者”，“自食者”，然后凭证挑米。
饥饿中的难民，得此消息，不知是敌人鬼计，纷纷前往购米，果然沿途毫无留难，而且挑米时，每石米还可另送一斗或数升，在场的日军和汉奸对难民说：这是皇军的特殊恩惠。
哪知挑出天主教堂后，沿途布满哨岗，哨兵，命令难民依其指定的路线行走，不久便到了江边，所有的米都被敌兵迫令挑上敌军运输船，难民才知道是上了当。
上船后，扁担箩筐完全不准带走，身体不壮的人就被赶上岸，身体稍壮的人都被扣留在船，听敌军使用。
此外，日军还在武汉到处穿堂入室，抢掠财物，如“太平洋”、“璇宫”、“扬子江”……等大旅社的器具什物，都被运上敌船装走。
普通居民的门窗，也被敌军和日本浪人拆去。
WH市民更是苦不堪言。
最有名的就是三块砖和八块钱。
此时的WH市民完全失掉了自由，如果没有由汉奸或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的“通行证”，休想出门一步。
即便有“通行证”在手，行路时也得小心，经过敌军岗哨时，必须脱帽鞠躬才准通行，否则便要尝尝“三块砖”刑罚的滋味。
所谓“三块砖”，一块砖垫住膝头跪下，一块砖捧在两手中高高举起，一块砖顶在头上。
在这种境遇中，另有一种人，借机敛钱，作活通行证，那便是白俄。
凡是无“通行证”而必须出门的人，都要请一名白俄领路，沿路向日军哨兵敬礼，便可通行，这种领路的代价，每次法币八元，而且包接包送。
有几个住在法租界内的人，便是用这种方法，由法租界至特三区，又由特三区回法租界。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方法，白俄所得的领路费，只能收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献给日军。
除了“通行证”外，又有“良民证”。
日军对武汉的管理十分严格。只有在武汉的常驻人口才有可能被颁发一本所谓的“良民证”，如果是从外地逃难来汉的人根本无法取得该证。
持有这个“良民证”的居民，每天要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身上以备抽查。
当时在武汉很多要道都设置检查的关卡，没有“良民证”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日军将所有的居民每10户绑定在一起，彼此保证不违抗日军的管理，不参与地下反抗组织等活动。
只要10户中有任何一户的家人出现上述行为，其他9户都有可能遭受牵连，甚至被杀害。
至于孟绍原那个时代，电影电视里在武汉来去自如的中国特工，大杀日寇汉奸的场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秘密的抵抗组织有，但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日军驻地附近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
而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将武汉城内的情报秘密的传递出去。
军统曾经想在武汉进行一次暴动，结果还在筹备，就是因为“良民证”和“连坐法”，让这次行动彻底暴露，军统四人被击毙，十四人被俘。
“良民证”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这本小小的证件，在抗战前中期帮了日本人的大忙。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和“派出所”是日本人带来的一样，“良民证”这也算是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吧。
负责管理武汉的，一共分成三个部门。
一个是驻扎在汉口利冰厂大楼的“宪兵汉口队本部”。队长美座时成大佐。
一个是安清帮头子计国祯出任会长的“武汉治安维持会”。
维持会各机关由日军派出的“嘱托”控制，“总嘱托”为日本人浅见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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