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不过是率性而为，意气而动，当不得陛下谬赞，汗颜万分。”关汉卿道。
“好一个率性而为，意气而动。以先生看，大唐百姓，如何对待这率性而为，意气而动呢？”李洛微笑。
这就是考验了。
关汉卿心中有数，他没有贸然回答，而是略作思考，拱手说道：
“陛下，所谓‘文过质则史，质过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理概如是也。所以圣人要说中庸，要说不偏不倚，度也。”
后世误解了“文质彬彬”的意思，以为文质彬彬是斯文的意思，其实大谬。文质彬彬的意思，乃是既朴实率性又有文化修养，类似“允文允武”。
“陛下，天下百姓，纯良不一，天性各异。有人天生忠义，有人天性凉薄。是也人性本恶，人性亦本善。”
嗯？李洛听的不由点头。
自古以来，孟子的人心本善和荀子的人性本恶，非黑即白的争论了千百年，也没有定论。可关汉卿人格豁达，不钻角尖，直接将两者结合起来，主张人心本善，人性亦本恶。
这倒是有些新鲜了。
却听关汉卿继续说：“既然人之天性，善恶不一，那么就不能让人人率性而为，意气而动了。是以，教化有成，可令善行率性而为，恶性不敢率性而为。”
“而若教化有失，则是善行不敢率性而为，恶性却敢率性而为。”
关汉卿所谓的善行，不是指做好事讲仁慈，而是指正义之事。报国杀敌，虽是杀人，那也是善行。
李洛点头：“那么，赵宋的教化，是有成还是有失呢？”
关汉卿拱手：“赵宋之教化，失之弱民，乃文过质则史也。有宋一代，蛮夷屡次南侵，两次亡社稷，何也？既官民百姓不敢率性行其血勇，而为虎作伥之恶人却率性而为。”
他基本否定了赵宋的教化。
李洛道：“以先生所见，如何才能使官民率性行善，而不敢率性为恶呢？”
这里所说的恶，并不是一定指做坏事，也包括懦弱自私，麻木不仁。
关汉卿肃然回答：“令百姓知礼义廉耻，明是非忠奸，别华夷敌我。其一也。”
李洛欣然颔首，“愿闻其二。”
关汉卿道：“轻生死，重名节；死节有得，苟活有失；其二也。如此，则百姓就可率先而为了。有司牧民，教化一方，念慈在慈，则一地治。朝廷念慈在慈，则天下治。”
他的话其实并不新鲜，历代统治者也都知道。可关汉卿强调了“落实”。
中国政治早熟，大道理千百年前就有的是，可落实的却很少，大多停留在讨论和理论层面。
比如说：轻生死，重名节。
把荣誉名节看的比生命更重，这是所有优秀民族的共性。从来没有一个优秀民族，是把个人生死看的比荣誉名节更重要的。
越是把个人生死看的最重的民族，就越容易被消灭，被征服，越容易死。
关汉卿认为成功的教化，要使得百姓能够率性而为的行善，轻生死，重名节。
很明显，这不光是道德要解决的命题，更是宗教解决的问题。
“善哉。先生所言，诚如是也。若官民百姓轻生死，重名节，率性行其血勇，则夷狄奈华夏何也。”
李洛说道。关汉卿说的很有道理。
李洛现在对宗教的存在是越来越理解了。
人倘若对神灵没有敬畏，那么就会格外畏惧死亡。
越是没有敬畏，就越是怕死，越是贪婪，自私，无耻，懦弱。
他们不相信仗义死节会受到神灵的奖赏，不相信善有善报。他们只相信现实的利益，什么节操理想，那都是傻子所为。只要苟活，有好处，才不会管那么多。
由此，产生出“聪明”的处世哲学。诸如“好死不如赖活”，“出头的椽子先烂”，“识时务者为俊杰”，“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
而仗义死节者，为民请命者，路见不平者，却成了“傻子”，被污名化。谁敢这么干，就不见容于亲友，劝告者振振有词的教他“做人”，“莫出头”。
这是整个社会的人格审美出现了大问题。
光靠道德教化，根本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关汉卿见皇帝面露思索，不敢再说，心中也忐忑不安。刚才的话，是他多年来总结的看法，难道陛下觉得他说的不对么？
就算陛下觉得不对，今日他也要借这机会说出来。大不了陛下不喜，不能出仕罢了。
“关先生南渡辛苦，今日就到此吧。先生可先去驿馆安身。”李洛对关汉卿很满意，也就不再多说。
“诺！谢陛下…草民告退。”关汉卿虽然不知天子对自己是否满意，但心中也淡然了，他本来就是个对功名利禄不太上心的人。
就算想做官，那还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等到关汉卿陛辞出宫，崔秀宁笑道：“关汉卿就是关汉卿，的确与众不同。”
李洛随即拟了一道敕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授河东解州关汉卿为文艺寺卿、政事堂参议、赐甲等艺士、进士出身，赏银元一百元，赐三进半亩宅院一座，赐其妻淑人诰命…”
李洛写完，立刻让侍卫送到吏部，由吏部官员存档，传达。
片刻之间，关汉卿就成为正三品文艺寺卿、政事堂参议（正二品衔）、甲等艺士、进士！
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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