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中出逃，同军顺利取得河东南路，徐泽计划先巡视完西线的平阳府，再前往东线的隆德府安抚百姓，顺便慰问一下为大同帝国上党县重建作出特殊贡献的大宋使团。
但计划再一次赶不上变化。
西线的巡视才开始，东线秦明就传来急奏，汇报泽州百姓出现异常逃荒现象。
自战争进化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伪·总体战”阶段并以首级取功之后，战争中无辜百姓和专业军士的分界线就越来越模糊。
在持久激烈的战争中，交战区内的敌方甚至本方普通百姓随时都可能转化为穷凶极恶的敌人，也可以是与赏赐名位挂钩的军功。
而处理这些百姓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杀掉或征用其青壮，抢走其粮食，剥夺其干扰战争进程的能力。
从此，就粮于敌打击敌方造血功能便成了战争常态，杀良冒功也屡见不鲜，战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逃荒。
数千年的战争下来，躲避战乱的基因早就刻进了华夏百姓的骨子里。
远离战争成了小民在战争中求生的本能，战争越残酷，逃荒的规模就越庞大，逃荒的距离就越远。
面对杀红了眼的军汉，没人敢相信所谓的军纪，即便战争的参与方之一是此世军纪最好的同军，依然有很多人第一时间选择逃荒。
但以往逃荒的，大多是担心战后会遭同军镇压的大宋文武官员、为富不仁的上户以及被他们裹挟的无知百姓。
在同军快速推进和有意识的政策宣传下，每次逃荒的规模都不是太大，泽州这次出现的情况明显不同他地。
正在春耕的田地明显没有被抛荒，不少房子却空着，宅院中一片狼藉，显然是屋主匆忙逃荒了，村中剩余的百姓也多是腿脚不便的老人。
统帅东线部队的秦明很快就发现了这些异常现象，意识到泽州出了大问题。
其人一面派斥候越过太行陉，进入尚在大宋控制中的怀州探查敌情；一面将部队散开，深入村寨进行政策宣传，劝逃进山中的百姓回家，并询问他们逃荒的缘由。
随着各方情报汇总，泽州百姓异常逃亡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自大宋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逃到泽州后，隆德府叛军大肆屠杀百姓的消息就在泽州乡下被人恶意传播。
这些消息并不是谣言，之后陆续有隆德府的百姓南逃避乱，带来了彼处确实发生兵变的消息，证实了传言属实。
问题是之前传播隆德府消息的人还预言乱兵必然不得好死，因为驻守太原府的同军肯定会趁势南下。
同军军纪严明，绝不会放过这些靠河东百姓供养又祸害父老乡亲的叛军。
这些话表面是夸奖同军，也与泽州百姓听到的同军传闻相符（泽州在河东路最南端，共建会尚未铺开）。
实际却是包藏祸心，暗示走途无路的隆德府叛军很快就会在同军南下的压力下逃到泽州来。
至于叛军是直接过境继续南逃，还是留在泽州祸害百姓，只有老天才知道！
初时，百姓虽然惶恐，但有宣抚使王安中亲自坐镇晋城，并组织军民前置到高平县阻止叛军南下，百姓们还能勉强稳住，只有少数担心战局有变的大户人家提前出逃。
但两日后，王宣抚打不过叛军带着亲兵仓惶逃跑的消息不翼而飞，泽州便逐渐失去控制。
再之后，（大宋）官军开始撤退，叛军南下见人就杀的消息疯狂传开，泽州百姓便彻底慌了神，有条件的跟着官军南逃，没条件的也赶忙躲进山中避乱。
恐慌一旦蔓延开来，就能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传播。
以大宋极低的行政效率和可怜的朝廷公信力，根本控制不住这类谣言的疯传。
越过太行陉的同军斥候便发现怀州也出现了大逃亡，而且比泽州的问题还要严重。
斥候一直跑到怀州治所河内县城下，知州和守军早在半日前就弃城而逃了，城中居户也逃了大半，仅剩少许老弱等死。
秦明猜测河内县的现象肯定不是个案，孟州、卫州等地应该也受到了波及，此时同军若继续南下，接管怀州等地将不费吹灰之力。
但此举也有极大可能会导致本就紧张的赵宋朝廷做出错误判断，并使得已经有些失控的京西、京畿等地形势迅速崩坏，进而导致同宋两国之间的战争也失去控制。
秦明虽绰号“霹雳火”，却不是无脑莽夫，同军之中的无脑莽夫绝不可能当上师正，并负责方面任务。
其人投身同舟社后，就非常注重学习，尤其痴迷皇帝亲自教授的战争理论，非常清楚战术必须为战略服务的大前提。
泽州、怀州出现的新情况明显超越了秦明能够掌控的范围，其人只能派快马急奏皇帝，请示下阶段战略。
急奏送达西线时，正乾皇帝的车驾刚好到达汾州灵石县，下一站准备继续向南前往平阳府。
大同建国不到两年时间，就接连吃下了整个辽国西京道和赵宋河东路，领土面积几乎扩张了一倍，之前积累的人才也消耗一空。
国土面积增加后，各种管理问题也接踵而至。
徐泽这个时候出巡河东路，既是阶段性任务，也是因为河东确实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皇帝亲临一线督导。
大同现阶段不宜继续盲目扩张，任务当以消化新领地接着打根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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