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路驻军吃不饱饭的问题早在国初就已经出现，其后，随着驻军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也越突出。
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户部副使包拯论御边之策时言“河北屯兵无虑三十万”，再加上没列入兵籍的乡兵，数字非常恐怖。
只以三十万算，每年需刍粮一千零二十万才能满足兵食所求，但整个河北路赋税收入加起来才勉强达到所需刍粮的十分之三。
这么大的缺口，怎么办？
除了朝廷从江南转运漕粮外，还有和籴（以议价交易为名向民间强制征购粮食）、入中等手段获得军粮。
不过，这些手段只能作为补充，且不管哪种方式，都要大量的钱，还存在运输消耗和行政腐败造成的损失问题，损耗的比率还很惊人。
驻军越多，消耗越大，即便以赵宋之富庶，也难以长期承担。
要想士兵足食，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是开辟军屯。
河北屯田始自宋太宗时雄州团练使何承矩，其人任职期间，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
澶渊之盟后，朝廷又诏定、保、雄、莫、霸诸州及顺安、平戍、信安等军，凡知州、军，皆兼制置辖区屯田事。
正是这一措施，才保障了河北路当初能养活数十万大军。
军屯之制起于西汉，后被历代延续。
这一制度对于免去百姓负担与转运粮草的困难，在一定时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也只是“一定时期”。
因为，从本质上讲，军屯就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先进制度。
徐泽当年在辽东搞更先进的集体大农庄，都要设定五年之期，因为集体农庄很难长期经营。
而军队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屯田产出分配的封闭性，注定了这种制度只能作为短期的应急手段，时间久了必然会出各种问题。
河北路军队缺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由于种种问题，屯田越久，士兵种田的积极性就越低。
军屯产出越来越少，已经不能满足驻军吃饱饭的要求了，怎么办？
很简单，把屯田“租”给驻地周边的“百姓”耕种，军队由种田改为收租，集中精力安心练兵打仗，完美！
怎么可能呢？
能“租种”大片军屯土地的，自然不可能是一般人，而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也会默许甚至鼓励“百姓”侵占屯田。
如此一来，地一旦“租”出去就再难收得回，由此军屯之地越来越少，粮食越来越不够吃。
而且，不仅是军屯土地流失、产出变少的问题。
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隐田隐户越来越多，税基人口越来越少，河北两路的税收也跟着严重萎缩。
还有，三易回河造成的河北人口大量减员，以及大片利于耕种的良田变成黄泛区。
再加上王朝进入末年，朝政混乱，造成的军费移支、漕粮调度不力、层级腐败等诸多问题。
等等。
所有问题堆积的结果，就是原本以各种渠道供给军队的粮食都急剧减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养不活那么多的人，不缺编还能怎么办？
受限于出身和地位，和诜当然不可能想得这么全，但只对比雄州一地历年的数据，军粮越来越少的事实他这个知州却是非常清楚的。
“相公，下官明白了，要想拿下燕云，就必须抛掉幻想，以硬仗彻底打服辽人，还得有足够的粮食养河北和燕云之兵。”
徐泽点点头。
“对！要想真正收复燕云，不仅要彻底打服辽人，养活新附之民。而且，这些养兵养民之粮最好出自本地，至少，要大半出自本地。”
“这，这怎么可能？！”
和诜被徐泽的话再次震惊住了，河北农业基础最好的时候，都只能供给驻军十分之三的军粮，现在河北驻军早没三十万了，但能供应的军粮也更少，仍是大半需要朝廷供给。
真要北伐的话，也必须要靠朝廷转运粮草。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通过军事扩张可以快速取得广阔的国土，但将新占领地区的战争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却需要时间。
即便为野蛮扩张量身定做的“猛安谋克制”，也没法让金国做到拿下一地就马上获得大量兵员和粮草，所以完颜阿骨打每打一场大仗，都要休整几年以转化战争潜力。
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已经被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生产急剧衰退，一段时间内就是拖累中原的“负资产”。
而且，向这些地方转运粮食的路程更远，困难也更多，损耗自然更大。
“不！有可能，而且必须能！”
徐泽给出了自己坚定的回答，并对仍有些不解的和诜图穷匕见。
“不然的话，你以为朝廷会冒着压迫河北以南各地造反的风险，拼命搜刮钱粮，并千里转运河北、燕云，供我这个反贼开疆辟土，立国兴业么？”
“相公！你？”
和诜早就接受了徐泽的反贼身份，但对方一直没有跟朝廷彻底撕破脸，导致和诜产生了以宋臣身份完成北伐的幻想。
“和知州，你不会不知道造反这条路一旦迈出第一步，就没法再回头吧？”
和诜苦笑，自己都已经六十好几，没几年好活了，也愿意配合徐泽的北伐，何苦要逼自己表态呢。
“相公一心恢复燕云，下官愿意追随，可是为什么就不能跟朝廷合作，减少阻力，尽早北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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