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凡在战争中创下名声者，无不有其过人之处。
郑思吉也不例外，很多人都当他是个陷阵斩将的悍勇武夫，
但其人悍勇的表象下，却是对战场态势极为敏锐的直觉。
现在，郑思吉的直觉就告诉他，
保州守军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凭自己手中这点人，
根本拿不下保州，甚至逼得守军全力防守都做不到。
苦思一晚后，
郑思吉决定还是再做一次试探攻击。
毕竟，其人只是“先锋”，而不是大军统帅，
自己的直觉再怎么灵验，也不能拿直觉去说服金相公和崔相公。
次日巳时，高丽大军再次出动。
这次，目标选在了北面小寨。
同样是大部掠阵，防备守军出城突袭，
小寨规模不大，防御设施也没保州城复杂，
郑思吉只投入了五百人。
实际上，守军反击的力度确实较弱，
甚至于面对高丽军的箭雨压制，寨中守军根本就没有回射。
以至于部分高丽士卒产生了寨中守军极少，根本不敢反击的荒谬想法。
但在本方箭雨停止，高丽军成功靠近，并扶梯登上寨墙时，
守军的反击终于开始——只是一瞬间，就清空了登城的高丽士卒。
唯一逃回性命的士卒，是刚登城就从梯子上滚下来的。
时间很紧，根本没看清。
只知道敌人的寨墙很宽，猜测上面应该修有躲避箭矢的设施，
因为上城后，没有看到守军的尸体。
寨中守军并不少，而且极为冷静，
他们端着长枪，三个人守住一个垛口，呈扇形站立。
看见有人登城，就将手中的长枪同时捅出，锁定来敌可能闪避的方向。
守军出枪时表情非常平和，也不喊叫，
他们不像在杀人，更像是在麻木的进行长枪刺杀训练。
这就是连续两天进攻，付出了近百人的伤亡后，得到的有用信息。
看来，敌军的兵力确实不缺。
靠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蚁附攻城的根本行不通。
至于放弃攀援城墙，直接集结重兵攻击敌人的寨门。
郑思吉看了看寨门前沉重的拒马阵，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连续两日，高丽军试探攻城，
互为犄角的城寨却没有出兵相互支援。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军掠阵的缘故，
另一方面，守军显然也在试探攻击方的实力。
比如说，北寨就故意将高丽军放上城墙再打。
郑思吉验证了自己的判断，遂不再犹豫。
其人一面加固营寨，并持续保持对守军的攻击压力。
一面命人快马将义州的复杂情况，报于“靠前指挥”的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
高丽盐州。
这个义州东南百里的小州郡，已经变成了繁忙的大军营。
高丽国西北面副兵马使崔弘宰的行辕便设在此处。
收到义州郑思吉的快马急报前，崔弘宰正在为另一封私信而烦恼。
来信之人正是崔弘宰的长兄——当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弘嗣。
当今高丽国主王俣即位时，国内吏治腐败至极，致使民生凋敝，
严重到“流亡相继、十室九空”的恐怖程度。
王俣锐意进取，大力整顿吏治，推进政治改革，
实行殿最考课之法，在一些州县设置“监务”一职，等等。
古代封建政权改革不管何种理由说法，本质其实都是巩固君权，稳定统治。
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剥夺部分相权，与权臣的利益冲突。
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
私底下却是“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
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
表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
王俣是个有为之君，颇有手腕，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他便迂回。
一是即位十余年，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
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
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
宰相多了，内耗就多，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二是借鉴大宋“三舍法”的成功经验，
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在国学设立“七斋”。
这一招其实是模仿“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私学“九斋”所设。
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高丽私学日益兴盛，相对的，却是官学的衰落，
进而是文化、政策解释权，由朝廷向私人过渡，
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
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
改革官学，设立“七斋”，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
从崔冲开始，到崔思诹，三代皆为宰相，
而这个传奇，在原本的历史位面，还再要持续三代人——整整六代为相！
这可比汉末的袁氏“四世三公”还要传奇得多！
崔氏家族如此煊赫，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奋发有为，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继续下去。
所以，其人才会改革，才会不遗余力地巩固君权，打压相权。
而且，他也不会满足于文治，他还要有武功。
王俣即位之初，就展现了极强的开疆扩土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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