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和司马徽的很多辩论的内容，其实很多人在心中多少都有嘀咕过。
虽然可能在嘀咕的时候，未必有那么清晰的概念，但是肯定都碰到过。
忠孝的定义，或许是更高深了一些，但是每个人只要在社会上，肯定都遇到道德和法律上的问题过。如果一个人是独居的，永远不和其他人打交道，那么道德和法律对于这个独居的人来说，就是毫无意义。
因为不管是道德也好，亦或是法律也罢，都是在规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如果不和其他人发生任何的联系，像是一个野人一样独自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那么道德和法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协作，然后再进一步的精细化分工，使得人跟人之间的联系越发的复杂，为人处世应该如何，也就成为了许多普通人日常的问题，以及学者研究的方向。
以道德要求旁人，以法律规范自己，看着像是讨论底线问题，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试探底线。
这个底线，是会变化的。
严格说起来，郑玄和司马徽两个人都不是存粹的单独学派的学者。
就像是儒家一直在强调道德，但是郑玄却觉得律法很重要一样，或许是因为斐潜在关中三辅推行的律法让郑玄改变了原本提倡道德的观念，反正现在的郑玄不强调人人都是君子，也不会再说什么让天下人都变成君子的话了。
司马徽也是如此。他的道德和法律的论点，虽然有些偏向于儒家的道德至上，但是司马徽的重点是因为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而推崇道德，更多的是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司马徽觉得吏员是不直接产出的任何『物用』的，所以如果一味的注重法律，那么不管是从抓捕，调查到审判，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会增加社会的负担，如果可以用道德解决，不是更好？
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自然不一样，也就有不同的论点。
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其实都清楚全天下的人，不管是君主还是百姓，都不可能是道德君子，只不过之前的儒家或是黄老，都不愿意承认而已。
不管是君主还是百姓，其实就像是熊孩子一样，起初是不懂，后来是懂了装作不懂，再后来就是表面上懂实际上偷偷摸摸的做不懂。
秦王朝之时，将律法发挥到了极致。秦王和他的官吏们，严厉到了极点，不孝顺父亲的要被杀，路上遇到盗贼不帮忙的也要被杀！诬告碰瓷的反坐！不揭发违法的同罪！跟兄弟打架的剃胡子！偷东西的去修长城！连走错路的都要鞭打，罚钱！
秦国的百姓也不是一开始都遵守的，只不过是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断的灌输和扎实的执行，加上秦王和官吏的以身作则，才让这么刚硬的律法得以施行。
而汉代则是道德教化做到了极致，鼓励百姓们孝顺，友善，谦让，皇帝以身作则，大臣们效仿，并且设立孝廉，来举荐这些有道德的人来学习，做官，改变了民间的观念，让百姓们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什么做法才值得尊敬。汉天子和他的官吏们对百姓说，人必须要孝顺，要有道德，你们看天子多孝顺啊，你看我们多谦让啊，所以啊，有道德的人才可以得到尊重，才可以当官，大家都要尊重有道德的人啊……
这两种不同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有人会说是这个问题，有人会说是那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推行律法，还是加强道德，都离不开四个字『以身作则』，就像是熊孩子大多数都有熊父母一样，混乱的律法和道德观念的根本原因，就是有比百姓更加混乱的官吏。
秦国能重律法，是因为秦王也是这么做的，秦国的官吏也是如此，所以秦国的百姓自然也就跟着如此。而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之所以无法在六国继续推行严格的律法，并不是六国百姓和秦国百姓有什么太大的出入，而是因为六国的官吏，旧贵族和秦国的不一样。
这些六国旧官吏，旧贵族无法忍受，也根本做不到，所以他们就反叛了。
汉朝的道德教化使得华夏正儿八经的成为了礼仪之邦，注重道德，但一味的追求道德的同时也造成了后来的乱象，人们刻意作秀，为了名声不择手段。
一开始只是没有才能的人为了名声瞎搞，然后劣币驱逐良币之下，将有才能的人赶下去了，再往后便是有才能的人也开始不择手段起来，上上下下都开始不讲规矩只讲作秀了，谁更能作秀，谁就能当更大的官，才能都用在作秀上，还有什么心思去用在百姓身上？
就像是当街一个时辰之内，可以布置彩排安排人员，准时准点的迎接上官检查，上官检查完了，前脚刚走后脚又是物品清空，迅速撤离，这种执行效率，这种执行机构，难道会比什么C，什么K差多少？配合检查的人员可以装清洁工，装售货员，装顾客，装社区人员，装什么就像什么，难道不比006，008更精锐？想想看全国上下多少机构在做秀，又有多少人员参与其中？
所以，很多问题其实都有前置条件的，不谈妥前置条件是什么，就无法确定某个问题的标准在哪里，而只有『忠孝』这个问题，是针对于每一个人的，不管是独居，还是当官，不管是在秦国还是在大汉，人生下来，正常都有父母，所以必然牵扯到『孝』，而只要这个人和外界有接触，那么肯定就有『忠』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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