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究竟需要一只怎样的“水师”？
严格来说，不论冯宝或是谢岩，均无一个明确答案。
“重建水师”是个技术问题，而“水师”作用，却是个战略问题。
自古以来，凡事讲究“谋定而动”，《孙子兵法》又云：上兵伐谋。而这个“谋”，实则即是“战略指向”。
不管李治是否想到了哪一层，但话中意思倒是明明白白地在征询。
事，由冯宝提出来，谢岩亦有推动，此时若不能说出些内容，显然不合时宜。可说些什么，怎么说呢？谢岩思虑片刻，觉得还是实说为好，毕竟有些事情，现在不说，日后也会发生。
“陛下，纵观今日之大唐，西、北两面，疆域已近极致；‘高句丽’苟延残喘，他日定灭其国；西南‘吐蕃’，地利太过明显，短期难以撼动；东、南皆为海，隔海相望已知有‘倭国’、‘流求’、‘新罗’、‘百济’等，虽不构成威胁，然海上流寇以及莫名之地潜在敌人，相信不在少数，因此，‘大唐水师’理应能跨海远征，扬天朝威名于域外。”话到此处，谢岩停顿片刻，看了下眼中闪动光芒的大唐皇帝李治，接着道：“终前隋一朝，至先帝太宗，数度征伐辽东均无功而返，究其原因，难以在冬季前决胜，乃其一也，然若有一支能远征之强大水师，可自‘登州’跨海向东，运送精锐悍卒登岸于‘高句丽’大军后方，完成前后夹击态势，如此可破其防线，提高大军推进速度。”
从已知结果进行倒推，是谢岩来大唐后常用作法，避开言及“水师”诸多实用，但唐人难以理解的作用，单就在“攻伐高句丽之战”中的用途，进行了简单描述。
征伐“高句丽”一国，收复“前汉四郡”，那是隋、唐几代帝王的心中执念，也是李治比肩先帝乃至超越的标志。可是他知道，此事急不得，且非常不易。
“高句丽”军力不弱，加之地形险要，难以速战速决，故对其用兵，往往因战事进展缓慢，拖延至冬季，而“辽东之地”，冬季′酷寒，大军难以适应，且粮草运送困难，致使无法坚持，以往中原王朝的失利，几乎皆是如此，这也是李治始终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远征的根本原因。
在后世，稍微有点军事知识的人都知道，大规模“两栖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是应对正面战场难以速胜的不二法门。
李治几乎不用多想也明白，在前后夹击之下，“高句丽”依托地形以及“军寨”、“城池”组成的防线，很难有效协同，被逐一击溃，或收缩防线，当属必然，如此一来，可为大军突进，争取到更多时间。而时间多寡，恰恰是一个关键要素。
不得不说，谢岩的切入点非常好，李治若不心动，才是怪事。然而，有些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是那么出人意料。
李治静静地听完谢岩叙说，却冷不丁又问了一句：“‘水师’仅此用乎？”
“嗯——？”谢岩心里颇为疑惑，心说：“这还不够吗？”
可既然皇帝觉得理由不够充分，那就得再说下去，于是谢岩继续道：“‘水师’可运粮、运兵、靖海以及肃清海面流寇，此外，另有一用途，即保护‘海客利益’，当为朝廷增加岁入。”
“此话怎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海客亦不例外矣！”谢岩紧跟着道：“海客乃商贾，获利丰厚却风险巨大，除去海上风浪、疾病，最大威胁来自‘海上贼寇’及远处交易地方之政权，稍不留神，人、货皆失。臣以为，朝廷可向海客征收‘新商税’，以一船一万贯货物计，在大唐购买和贩售各一次，总价当为两万贯，按一成税率，朝廷可征两千贯，若地方费用，朝廷至少可得七成，即一千四百贯，此为一笔巨大收入，足以支应‘水师开销’。”
这是一笔并不复杂的账务，李治稍加思索即明白了谢岩意思——以“保护海客利益”为名，开征“新商税”，当然，收了钱，就得办事，“大唐水师”在朝廷不用的时候，需要出海肃清贼寇，在必要时，替“海客”出头，解决问题。
“卿家所言，甚为有理。”李治先是肯定一下，又道：“若按卿之所奏，‘水师’得拥兵数万，战船过千，如此，太多了些吧。”
“太多了。”谢岩顺着李治的意思道：“军卒至多两万，战船当分大小，远征所用之大船，最多十艘，余者皆辅助小船，用不了多少。”
“何谓‘大船’？”李治奇道：“十艘，可行否？”
“两千料以上者可称‘大船’，十艘足矣！”
“什么？两千料？”李治“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眼睛紧紧地盯着谢岩，以无法置信的语气问道：“卿家莫非说笑？”
“君前无戏言。”谢岩起身施礼道：“陛下，本朝最大战船乃前隋遗留之‘五牙大舰’，可载八百人，江河之内所用无虞，出海则太小，不堪大用，非两千料大船不可。”
“何人可造？”
“臣与冯县男年少时，曾有研讨‘造船’，虽未实际建造过，然小试一艘，可惜已毁。”谢岩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原来如此。”李治低声说了一句，跟着缓缓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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