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第一天，周赫煊在徐志摩家度过，下午还参加了新月社的聚会。
第二天，周赫煊又去了趟《大公报》上海分社，说是视察，其实也就随便溜达溜达。
跟《新闻报》、《申报》比起来，《大公报》太寒酸了：别人自建永久性的报社大楼，《大公报》还在租房子办公；别人使用新式轮转机印报，《大公报》还在用效率低下的老印刷机。
没办法，只能慢慢发展，等有钱了才能玩大手笔。
不过采购先进设备是必须，周赫煊在跟张季鸾讨论之后，决定掏钱给《大公报》总部和上海分社各购置一台轮转机。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印出来的报纸也更美观，版面的杂点墨迹会少很多。
第三天，蒋百里和张君劢同时来拜访，这让周赫煊感到极为惊讶——都是牛逼人物啊！
“几位请用咖啡！”陆小曼端着咖啡出来亲自招待，然后退到旁边跟张乐怡坐在一起。
会客厅里有五个男人，分别是周赫煊、蒋百里、张君劢、徐志摩和张嘉铸。
大家先是聊了阵诗歌创作，纷纷调侃徐志摩谪落凡间，徐志摩笑嘻嘻地任由众人调侃。
一向伤春悲秋、追求浪漫的徐志摩，在两个月前突然发表新诗《生活》。其内容阴沉、黑暗、压迫且抑郁，一改他以往的风格，简直就不像是徐志摩写的诗。
这位富贵公子哥，似乎终于体会到生活的无奈和艰辛了。
诗歌聊着聊着，张君劢突然把话题转到政治上，他说：“明诚在《枪炮、细菌与钢铁》中关于中国政体的论述，真是甚合我意。”
“胡言乱语而已，在当今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周赫煊苦笑道。
蒋百里突然插话道：“我也赞同社会主义，但实行起来太过艰难。社会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而理想一旦遇到现实，必然要遇到许多矛盾。要解决矛盾，肯定是有方法的，但必须坚守原则。就拿三民主义来说，也是一种理想，也有矛盾，但如今的国党为了解决矛盾而舍弃理想，此为不智也！”
好吧，都是同道中人。
不管是蒋百里，还是此时的张君劢，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
这得归功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他曾组织过一次欧洲考察团，而当时张君劢和蒋百里都是考察团成员。
他们亲眼目睹了欧洲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穷困潦倒，每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跟中国的贫民并无二致。
他们还看到欧洲社会的矛盾：贫富差距极大，工人们隔三差五闹罢工。
从欧洲回国以后，张君劢和蒋百里就变成了社会主义信奉者，认为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那套迟早完蛋。
但不同的是，张君劢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而蒋百里则对共产主义持善意态度。
蒋百里甚至还帮助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人，支持他们翻译了许多俄文名著，并由“共学社”出版。听这出版社的名字，就知道他们在宣传什么。
听了蒋百里的话，张君劢感慨道：“是啊，如今的国党已经背弃理想了。他们喊着三民主义的口号，玩得却是独裁专制那一套。我那本《新路》杂志一贯骂国党，也不知道几时被查封。”
周赫煊心头好笑：若非张君劢的亲兄弟，如今主掌着中国银行，是常凯申的钱袋子，那本《新路》早就完蛋了。
张嘉铸突然冒出一句：“其实国党还是比北洋军阀好得多。”
“你知道个屁，”张君劢没好气地批评弟弟，“国党如今的中下层党员，已经全盘变质了。你看看那个陈德征在干什么？他整天在为国党独裁张目，像条疯狗一样到处乱咬，而且在报纸上帮常凯申搞狂热的个人崇拜。现在好多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在南方地区都不能发表，这是要禁闭言路的征兆。”
周赫煊不得不承认，张君劢的目光太敏锐了。
有人说民国言论自由，那纯属扯淡，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主张言论控制的。
别的不谈，张君劢的杂志明年就要被查封，他本人甚至会遭到绑架。
咱们前面说过，陈德征是个圣斗士。
此人是如何写文章把胡适骂出国的？他自己写文章骂，又带动国党其他文人一起骂，而胡适的反驳文章却无法正常刊发，只能被动承受国党御用文人的攻击。
徐志摩每到关键时候都很仗义，当时只有徐志摩的《新月》杂志敢刊登胡适的文章，结果是《新月》杂志遭到查封，新月社诗人纷纷退团，这一诗歌团体逐渐走向没落。
嗯，这也是明年的事。
至于把鲁迅逼得躲进日籍书店，那更是动用了武力。陈德征最开始写文章批评鲁迅，将其定性为“反动文人”，不等鲁迅写文章反驳，他就已经调动人手去抓捕。
蒋百里无奈地说：“还是别谈国党了，今天只聊学术话题。”
张君劢道：“我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先成立一个政党。利用政党走向权利中心，再慢慢实行社会主义政策。”
“君劢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周赫煊提醒道。
张君劢说：“我不是要造反，我是要走政党路线。”
周赫煊笑道：“国党要一党专政，你另组党派，而且还是摄政党，在他们看来就是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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