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蕃军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安戎城让李隆基如鲠在喉，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城内的吐蕃人翟都局。
三月，翟都局等人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重回唐朝。
六、九月吐蕃两次派兵，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其更名为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唐诏联合共御吐蕃的局面，也基本到此为止，随后两国关系断崖式跌落，南诏成了吐蕃的“兄弟之邦”。
二、弃唐联蕃的转折
一般来说，史料将唐诏交恶归咎于三个人——张虔陀、鲜于仲通、杨国忠。
此三人位居云南太守、剑南节度使、宰相，算是关键性岗位的关键人。
但两国关系从盟友到兵戎，仅责难三个人，似乎有甩锅的嫌疑。
毕竟能混到太守、节度的层级，哪个不是脑门锃亮的老狐狸？
要是没看到局势变化，就算精虫上脑，也必有收敛。
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种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单一的关系。
唐朝需要一个有体量的盟友，协助抵御吐蕃，毕竟逐一拉拢散装的诸羌，效费比太低。
南诏则想仰仗唐朝拓展势力，而非仅定位于协助抵御吐蕃。
两国关系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分歧与争端。
而这种分歧，被官员清清楚楚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748年（天宝七年），南诏王皮逻阁去世，其子阁逻凤继位。
阁逻凤主政后，继续秉持对外扩张的策略，连续率军打击滇池附近的诸蛮势力，将二十余万白蛮强行迁至大理，并派本族在滇东各要塞屯驻。
不受控制的南诏，让唐庭深感忧虑，开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布局挤压。
时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开通从步头(玉溪元江县)至安宁（昆明安宁）的道路，并筑安宁城为联系南北的据点。
云南太守张虔陀则尝试在南诏国内部“掺沙子”，想用遭阁逻凤的贬抵的异母弟诚节为云南王。
唐朝的做法引起南诏不满，阁逻凤借机搅和，诸蛮纷起反抗，安宁城反倒落入南诏手里。
749年（天宝8年），唐朝无法容忍南诏的继续扩张，李隆基以熟知滇事的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决定以北攻南进政策，实施武力打击。
在这种大背景下，张虔陀与阁逻凤爆发了尖锐冲突，并以私人恩怨方式表现了出来。
750年，阁逻凤照例携妻女拜见张虔陀。
据说，好色的张虔陀见到王妃后魂不守舍，向阁逻凤索要王妃为妾，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张虔陀又“遣人骂辱之”。
阁逻凤对此多次申诉，但唐廷置之不理。
忿怨不已的阁逻凤，当年便遣大将攻姚州，破城杀张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
“张虔陀事件”成了诱发天宝之战的导火线，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唐诏利益关系，从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结果。
即便没有张虔陀，也会有赵钱孙李，各种虔陀。
751年，鲜于仲通率军征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愿奉还所占土地、姚府战俘及所掠财物，复置安宁、姚州都督府，并陈述交战利害，恐让吐蕃渔利。
但固执的鲜于仲通拒绝了建议，扣押南诏使，兵发西洱河。
阁逻凤急遣使节至浪弯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
唐诏大战于西洱河时，蕃军从后方突袭，6万唐军团灭，鲜于仲通只身逃回成都。
击败唐军后，南诏彻底倒向吐蕃，阁逻凤派遣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觐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洒下大把政治饵料，封阁逻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约为兄弟之国，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又娶南诏赤尊公主（赤尊为尊号，吐蕃时期非特指某人）为妃，结秦晋之好。
再授阁逻凤之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赏。
753年，玄宗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率军至云南，希望复置姚州都督府。
阁逻凤乘筑城未就之际，派兵“绝其粮道”，唐军溃散，姚州地区被南诏牢牢控制。
宰相杨国忠为掩饰云南政策的失利，积极筹备再征南诏。
由于鲜于仲通之败将剑南兵备消耗殆尽，再征云南的军士，多从陕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众惧怕南方烟瘴多有逃亡。
杨国忠命人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入营，三地百姓哭声震天。
杜甫目睹穷兵黩武对百姓伤害，愤而写下千古名篇《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军以李宓为帅，十万人马再入云南。
但就像首次天宝之战一样，失去诸羌协助的唐军，在滇西群山间步履维艰。
阁逻凤为增加唐军的后勤压力，以诈败诱唐军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后则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补给困难，不战自溃。
唐军见势不妙选择撤退，被蕃诏联军趁势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十万军兵再度团灭。
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旧能看到天宝将士冢、万人冢、千人冢等历史遗存，在默默诉说悲凉的往事。
存于太和城内的《南诏德化碑》对此记载为，“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
天宝战争的失利，对唐蕃诏间的三角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一系列边政处置的失误，让以共御吐蕃为目标的唐诏联盟破裂。
南诏以弃唐投蕃的策略，换取吐蕃为后盾，继续扩大川滇交汇区的影响力。
吐蕃则是唐诏交恶的最大获益者，形成了蕃诏联合攻唐的战略态势。
三国关系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三方军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势，再无回旋缓冲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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