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道兄拔了头筹，”赵用贤道：“愚弟自然不能让你独美，最迟不过后天我就上疏！”
“汝师兄一样光荣！”众人也敬他一杯。
待重新落座后，沈思孝道：“皇上还小，不知道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或许会接受的。”
“那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接受呢?”邹元标问道。
“那就再上奏章！”沈思孝是性情中人，早就被吴赵二人激得热血澎湃了，他重重一捶桌面道：“若是子道和汝师的奏章没达到目的，这第三道，就由我来上！”
“还有我！”邹元标慨然笑道：“咱可不是只能在报纸上放炮，不敢动真格的假大胆！”
“我们都要上！”众人一起嚷嚷起来道：“皇上一日不答应，我们就前赴后继，定要让皇上看到正道不可欺，人心不可违！”
众人全都激动起来，一面喝酒一边商量着奏章内容，一直闹到夜深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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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早，吴中行果真上了一道《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作为学生，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没有指责张居正错在哪里，而是从人伦大义上来唤起座师的反醒。他说：阁老昼夜为国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半生。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让为人子者情何以堪？
而后话锋一转，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的。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次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自然有一番圣人般的谋划，不是庸俗人等可以知道的。然而天下众口悠悠，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大家不会体谅圣人的苦心，而会以最大的恶意猜度此事，各种说法满天飞。故而请张阁老立即丁忧，请皇帝不要再挽留，以正人心、靖浮言！
吴中行胸怀坦荡，把奏疏递上，全了大义后，便拿着副本径直去张居正府上。
这些日子，张居正是心神俱疲，不仅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还要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煎熬。舆论的严重不利，是他始料未及的。更他无法接受的是，甚至连与他向来交好的王国光、王崇古、王之诰等几位多年政友，也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反而建议他顺应人心丁忧为好。
但也有坚决支持他留下的，比如他的同乡好友李幼滋，便说道：“大家都说，丁忧只是暂离二十七个月，过后随时可以起复，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能再见到北京的城阙。政权便和年光一样，逝者如斯夫。只要你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皇上亲政在即、您的大业也才刚刚铺开，岂能一走了之，置君父于不顾，弃大政于荒废？’
张居正知道双方都不是害他，他此时确实有些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了。就在这时，宫里又来了传旨的太监，宣读万历对他的《乞恩守制疏》书的批复：
‘张先生笃孝至情，朕很是感动。但想到当年我十岁的时候，皇考见背，将朕托付给先生。这些年先生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义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莫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吏部知道。钦此。’
听了这道谕旨，张居正感到隐隐不安，小皇帝的眷恋之情固然令人欣慰，然而如此赤裸裸的表达，并把自己抬高到‘身系社稷安危’的程度，其中的褒贬之意，让元辅大人情何以堪？
如果是一般的大臣，哪怕是首辅，受了这样的羞辱后，八成会没脸再待下去。就算故作无所察觉，下面那些人也会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攻击他。
然而沈默岂是一般的大臣？他不仅是大明朝唯一六首状元，还培养出了三代状元……自嘉靖四十年以来，大明朝的庶吉士，三分之二都出自他建立的苏州府学，并以其门下自居。而且沈默所发挥改进的新王学，经他的学生广为传播，已经成为心学各门中的一派。他的‘心无本体论’传遍大江南北，受到了年青士子的热烈追捧，把他看成是王艮之后，将阳明心血发扬光大的又一人。一句话，他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被许多人当成圣贤来膜拜。
况且沈默历经三朝，出将入相，定赣南、复河套、平安南；为大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愈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上首辅之后，他举新政、恤百官、分权柄，如和风沐雨，从无任何跋扈之举。
退一万步讲，就算没有这些，万历皇帝也万万不能这样对他，因为他是先帝的骖乘之臣，托孤之臣，又是皇帝的首席老师，在他没有犯大错的情况下，万历都必须对他保持尊敬，而不是用这种方式羞辱。
虽然皇帝是天下至尊，但大明朝的人心向背，从来都是帮理不帮亲，尤其喜欢跟强权对着干。何况比起陌生的小皇帝来，事迹已经被大家熟知的沈江南，显然要更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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