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
中原地区对蜀地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在那个时候，河南才是天下的中心，汴州、洛阳才是一线大城市，而幽州（今北京）是偏远乡村，地接北虏，更不用说东南沿海、广东深圳、澳门香港……在当时是蛮荒烟瘴的不毛之地，专门用来流放重刑犯。
蜀人——包括其统治者王建、王宗衍，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中原人，从顶层权贵到普通百姓，也都认为自己是游离于中原文化之外的边缘文明，是中原王朝与南蛮的缓冲过渡区，那种自卑是与生俱来的。
中原人更是把蜀地当做是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把蜀人当成是未开化的野人。
1，陈敬瑄杀鸡儆猴
僖宗入蜀时，随行的奴仆都对蜀地充满歧视，在成都行宫里大呼小叫、指指点点，被陈敬瑄杀了个下马威之后才管住了嘴巴，不敢再胡说八道。
2，蜀地乏马
天复三年（903），王建派韦庄入贡长安，并趁机修好于朱温，以营造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朱温遂派心腹王殷回访成都。
王殷抵达成都后，受到了王建的热情款待。席间，作为“汴蜀友好特使”的王殷，竟然压制不住内心的高傲，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对蜀地怀有歧视的言论。
当时，王建为了向朱温展示实力，便向王殷炫耀其蜀地的军事力量。王殷先是礼貌性地赞赏，随后便说道：“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数量就是军事实力的最直观体现，好比我们今天讨论海军实力的时候离不开航空母舰、驱逐舰的数量。所以王殷话里有话，绵里藏针，“但乏马耳”四个字就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恭维，婉转地对王建的军事实力进行了贬低，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王建瞬间黑脸，作色道：“蜀地山路崎岖，路途险阻，不适合骑兵作战。并且，我还真不缺乏战马，来，你来跟我看看吧！”
王建集结起了他的骑兵部队，在星宿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据记载，参阅的战马共有一万两千匹，且军容甚整，训练有素。
王殷大为叹服。
王建本身就是骑兵将领出身，深知骑兵的重要性，自得蜀地后，在边境榷场及境内贸易中转站高价求购良马，十几年不间断，所以才具备了一支一万两千匹战马的骑兵部队。
诚意只是合作的意向，而实力才是合作的基础。在王建治下的蜀地，不仅有蜀道难的天险，更拥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所以后梁始终没有把前蜀列为战略假想敌，蜀地也得以拥有了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期。
3，视蜀如蕃
乾化二年（912），后梁派使者访问前蜀，朱温在信中尊王建为兄，承认前蜀的政治地位，愿结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学识渊博的张格却指出了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来信的印文是“大梁入蜀之印”。
张格娓娓道来，说唐朝时候，出使番邦的印文才是“大唐入某印”，如今大梁以兄事陛下，奈何以夷狄之礼侮辱我国？
王建顿时火冒三丈，当场就要杀了大梁的使者。
张格再次叫停，说两国交战，还不杀来使呢，何况梁蜀正在友好结盟，岂能杀其使者？这是大梁相关部门的过失，不能迁怒于使者，更不可破坏两国之欢。
王建恢复了理智，特刻“大蜀入梁之印”作为回敬，回信的抬头亦是“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
后梁是“五代”的第一代，前蜀是“十国”的第一国，这一次出访成为中央朝廷与地方割据政权的首次外交事件，成为日后“五代”与“十国”的外交模板，后唐建立时，各地方政权的国书抬头也基本保持了一致队形，基本都是“某国皇帝致书大唐皇帝”云云，前文有罗列。
按照史书云，双方均使用“敌国礼”。注意，这里的“敌”不是仇敌的敌，而是匹敌的敌，意为平等之意。
4，麦秀两岐
贞明二年（916），后梁派封舜卿出访前蜀。
封舜卿的父亲是翰林学士、尚书右仆射封敖，文采出众，颇受李德裕的赏识，《全唐诗》存其诗2首，《全唐文》存其文章26篇。对于这位封舜卿，有的史籍说他文采出众，有的则说他胸无点墨，在后梁做翰林学士时，常由他人代笔。
然而无论他的文采如何，诸多史料在一个问题上取得高度共识：此人性格轻薄，狂妄自大。在“有才”和“无才”上有分歧，却在“无德”上达成一致。
当时凤翔李茂贞与后梁出于战争状态，使团只能绕远路，从汉江溯流而上，经全州至汉州，再辗转到成都。
封舜卿轻佻傲慢，向来蔑视蜀地，故意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素轻其山川，多所傲睨），憋着坏地让沿途蜀地官员下不来台。
到了全州，全州镇帅将其奉为贵宾，大摆宴席，以最高规格接待封舜卿。席间，伶官要演奏音乐以助酒兴。封舜卿端着酒杯，点了首《麦秀两岐》的曲子。
全州伶官汗流浃背，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这支曲子，恳请以其他拿手的曲目代替之。
封舜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别的不听，就听《麦秀两岐》。”随后便对蜀地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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