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诫子书】
正如皇帝登基继位要讲究名正言顺一样，每个朝代在兴替之初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正统，也就是合法性问题。
比如高皇帝原本只是一个亭长，比六国贵族不知低贱了多少，凭什么最后是他坐天下？又凭什么是刘氏世世代代为天子而不会轮到别人？
当然，普通的底层黎庶是不会考虑这些事的，他们在乎的只是皇帝与臣子能不能让他们太平安生的过日子，但他们也需要一个永永尊奉刘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个国家首要的还是知识分子，越聪明的知识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难说服，所以在汉代建国之初，刘氏就一直在急于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用来解释上述的两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只要一直存在，刘氏的皇位就不能说是万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所提出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刘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刘氏受命于天，治理万民的合法性问题。
那个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将先秦传统儒家学说与法家刑名之术、阴阳家思想结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为中心的所谓的新儒学，也就是今文经学。里面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经学也由此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思想，从此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
但是随着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今文经学自身开始出现偏离了经文微言大义的道路，变得繁复而空洞，已经不适用于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论需要。已经渐成气候的古文经学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经的都是关西士族、通习今文经的则是关东士族，古文经学之争，由此也演变成了关东关西两方政治集团与学阀的较量。
这一争，便是两百多年。
对于皇帝来说，只要符合当前时代的需要，古今经学那个占主流都无所谓，而曹操有罪无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间。之所以要搞出这么大的议论，其实还是想借此机会试图改革贯穿汉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经学的分歧，将其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新的儒学。
所以在见到众人之后，皇帝开门见山：“太学如今是什么个议论，诸君都知道吧？”
众人互相看了看，默契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只有等皇帝亲口为此事定下基调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为父报仇，初衷是好的，但过程未免太过酷烈。”皇帝语气不急不慢，目光放在众人脸上一个个的看了过去：“申饬的一定要做的，但若如郑君他们所言，曹操滥杀无辜，该入狱等事，我看还是不必。其实诸君心里也明白，此番议论曹操兴师复仇不过是一个题目，真正要议的，其实还是各家之见。”
“谨诺。”崔烈最是奉迎上意，抢先说道：“两家之争，皆由《春秋》而起，《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今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岂能奉为一经？而《公羊》言简义深，乃孔子师徒所传，堪为正统。此次议曹操伐徐州，愚臣浅见，当依《公羊》所言伍子胥伐楚复仇之例，许以宽待。”
话音刚落，明经博士、颍川人韩融便出声说道：“臣附议，上古有明君贤臣，相得而天下治，是以君臣的言行要述旧合古，若是不符《五经》之义，那就是叛离经道。《费氏易》、《左氏春秋》二学师承不详，《左氏》又有失载十四事，与史相悖，焉能为经？”
这两人之中，崔烈自从提拔为侍中、主持搜集图书、编撰《皇览》以来，一直都以皇帝马首是瞻；而韩融既是当时大儒，又是颍川人，背后站着什么人，一目了然。在他们两个表明态度了之后，皇帝便把目光看向了与杨氏有世交、家传《欧阳尚书》的桓典。
对于这些祖祖辈辈都钻研一经、几乎垄断了一部经书的解释权的士族们来说，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新学说的崛起将撼动他们固有的地位，毕竟谁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祖宗世代沿袭下来的经书被人批判的一无是处。
“春秋决狱，向来是以《公羊》为主，如今议论曹操复仇之事，理当照章办理。”桓典说话滴水不漏。
崔烈见机说道：“至若郑公，臣以为彼不过为太中大夫，常去太学谈经，有些不妥，恐会扰乱学子修习。此事了结后，不妨将其斥退，安分本职。”
这个说法让人惊异，饶是耿直的桓典都不由侧目看了崔烈几眼。
“理不辩不清，道不辩不明。”皇帝反驳道：“郑君学贯古今经学，通习各经，是当世少有的通儒。若不借此一辩，如何得知孰优孰劣？而且太学是教授道理、研习学问的地方，焉能将郑君这样的大儒拒之门外？”
崔烈本来是揣度圣意，想迎合皇帝的，没料到会错了意思。他把话强行圆了回来，支吾着说道：“唯，陛下说的甚是，正如当年孝宣皇帝于石渠阁、孝章皇帝于白虎殿召集诸儒议论一般，总得采集众议，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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