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国，人地矛盾此时已经非常突出。东北的大开发，是朱翊钧为这即将爆炸的锅炉，打开的第一个减压阀。
国朝极盛时，疆域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北达戈壁沙漠，西北至哈密；西南临孟加拉湾，并收复安南全境；在青藏高原上，也设立羁縻卫所。国土面积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
到了万历元年时，这硕大的国土在东北收缩到辽河流域；北方全部撤在长城之后；西北新疆全无，明军退守嘉峪关；西南虽未全部折回到云南，但缅甸已经出了英主，乱事近在眼前。
号称“不割地、不和亲、不纳款”的大明，历代皇帝面对边疆地区的反叛，却束手无策。曾经占领、羁縻的国土大片沦丧。
国土的丢失，一方面是国力衰弱，力有不逮。更重要的是，历代君主中没出来一个汉武帝，反倒是一帮守户之犬儒。
仁宗之后，不管国力如何，历代帝王少有扩土之心。有一个两个有点志气的，或眼高手低，空留耻辱笑柄；或刚有振作之意便告崩殂。
等到朱翊钧接手，这原来超级大的国土，此时只剩下一半多些，比三国时魏国的国土面积没大多少。
而万历元年的帝国人口，黄册统计约为六千五百万。朱翊钧根本不相信这个数据，去年让锦衣卫在东西南北各选了一地，做了抽样调查——南方此际在黄册之外的能有在册的一半，北方在黄册之外的也超过至少三分之一。
按这个比例粗略的估计一下，目前全国人口数应该在一亿二千万左右。以成祖时不到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养活超出成祖时期接近一倍的人口——朱翊钧用脚指头思考，也能判断出民间蓄奴成风和人口价格低廉的原因。
明代中后期，勋贵、缙绅、商人、豪强加大了对土地的掠夺，他们一方面偷税漏税，一方面将赋税、劳役的负担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而小农经济的脆弱特点在此时暴露的最为突出，稍微过头一点的自然灾害，或者家庭变故，就能立即把一个小自耕农之家撕成碎片，堕入佃仆的厄运。
嘉靖初年，大明律明文禁止的蓄奴之令在经济规律的冲击下，已经名存实亡，此际的明人《家训》或笔记中，大量出现关于使用奴仆的内容。
到了万历时期，苏州府嘉定县的县志中已经出现了“大家童仆，多至万指”的记载。说明此时大户家蓄养奴仆已经超过了数千人。
到了明末清初，在各地农民起义的影响之下，奴仆跟着大规模“奴变”，南北各地动辄上万奴仆暴动。徐霞客的家族包括其长子徐屺在内二十余人都死在“奴变”之中，侧面反映出此时的人口压力到了何等地步。
......
朱翊钧将锦衣卫调查的大户之家蓄奴的数据一摆，再分析一下自耕农大规模破产的原因，张居正、吕调阳都为之默然。
吕调阳家中奴仆没张居正家多，但也过了百数。此前他从未把奴仆价格和人口土地矛盾联系起来思考，今日被皇帝一语道破，深感悚惧。
朱翊钧道：“人生而为人，没有自甘贱籍的。若非为了活命糊口，谁家能典儿卖女？再说这些人口莫非不是朕之赤子？东北之开发，毋庸朝廷费心、费力动员百姓移民，朕有一策，或可缓解东北地多人少之弊。”
张居正听了，心里又出现了皇帝用天马行空的想法，解决自己束手无策问题时候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窗户纸一下子换成了玻璃窗，满屋子立即透亮。
果然听皇帝说道：“朕决意将北山、黑龙江、泰宁三省，设为‘升籍之地’，所有贱籍乐户，只要来此三省定居三年，后代即可脱去贱籍；定居十年以上，全家脱籍！”
张居正、吕调阳当时听了，都叫一声“妙！”。张居正躬身奏道：“皇上体察民隐至于精细入微，宽以待民而政教修明，此真为忧恤黎元，利于兆民之法也！”
吕调阳也心悦诚服的称颂。又补充皇帝这脱籍引民之法道：“朝廷一方面要将皇上之德泽布于四海，另一方面要重申禁奴之令！太祖曾定蓄奴之规：‘三品以上不过八人，庶民蓄奴者，杖一百。’该把这条祖制好好申明一下了！”
张居正皱眉道：“如此是否过苛？”
吕调阳听了道：“不然。豪族之家需要排场的，可雇佣帮闲帮佣。朝廷要做的，是把奴仆依附于豪族的人身关系解除——此事，臣建议皇上下旨，年底前各法司要传达到，再有蓄奴超过太祖定制的，按《大明律》判罚。”
张居正听了，双目看向吕调阳，好像重新认识他一般。吕调阳见了笑道：“元辅以为某是一个无担当之辈？”张居正连道不敢。
朱翊钧见吕调阳也起了斗志，心中甚是欣慰。又补充道：“除了吸纳贱籍乐户到东北，此后各地凡有灾异，出现流民的，朝廷要引导流民到东北垦荒。今年年底前，要把这项政策也宣贯下去。”
张居正听了苦笑道：“皇上，此际淮、扬泛滥区，流民遍地都是，个个身无长物，只剩下一张嘴。要把他们一路上喂饱了，送到辽东，再给种子、耕牛、农具，花费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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