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春耕大略结束，战事突然爆发。
之前休整了大半月，却没有离开前线的御营后军最先动了起来。
在吴玠的指挥下，御营后军在保安军与庆州北部地区，也就是延安西北侧，金国、西夏、大宋三家最敏感的横山前线交接处，投放了最少两万战兵。一旦展开，却又兵分两路，一路顺着洛水向东南方向，即延安府完颜活女那里推进；一路向西北方向，即之前靖康中被西夏夺取的定边军地区进发。
战事规模放在靖康之前绝对算是一场大战了，但放在眼下这个时节，却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而作战形式也注定是典型的城寨争夺战，主要是对多年以来宋与西夏横山前线的那些城堡的控制进行争夺，短时间内形成不了什么大的波澜，也无法有什么特别震动人心的战果。
但依然震动了所有人。
且说，大宋与大金之间是战争敌对国，双方之间仇怨比海深、比山高，而且战争从来没有正式停止过一天，这自不必多言。
而大宋与西夏虽然经常性达成名义上的短暂和平，但内里因为百年战争的缘故，也是仇怨比海深、比山高的。即便是最反战的大宋中枢内部高层文官，除了极少数人因为厌倦了战争而愿意接纳西夏以外，大部分人也是从一开始就将西夏视为‘叛逆’，也就是‘不合法的自我独立’的，大家从心底就认为这个政权的诞生是不合法的。
故此，甭管是鹦鹉炸酱面还是泾渭分明，又或者是‘朕忍你很久了’，以及不打西夏就不可能取得战马储备渡河作战……总之，这次与西夏开战，本质上也属于大家都没什么话可说的那种。
所以，并不是开战本身让所有人震动。
那么吴玠的这次攻势的场外意义到底在哪里呢？答案是主动进攻，朝着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正规部队，朝着大宋最强大的两个敌人的正规军，发起攻击。
这一年是建炎六年，是公元1132年，而战争开始于七年前的1125年。
战争的前三年，宋军一败再败，终于导致了震惊世界的靖康之变，大宋政权实际灭亡。而随后，建炎元年（也就是靖康二年），赵宋官家作为唯一一个漏网皇族正统，在南京（商丘）登基。
彼时的大宋朝廷是一个流亡小朝廷，河北不敢去，中原不敢留，宰执与重臣们争论最多的，乃是要去长安、南阳，还是扬州，以作落脚之地；
彼时的大宋天下是河北、河东基本沦陷，中原、关中、京东完全暴露在金军兵锋之下，老百姓蜂拥向南，官吏闻风弃地，淮河以北基本上进入无政府状态，而从南到北，却到处都是军贼，到处都是盗匪；
彼时的大宋军队，是一群残兵败将，大猫小狗三两只，位置最高的军人，居然是刘光世那种货色，而即便是公认的‘忠勇’韩世忠，也约束不住部下在行在旁哗变作乱；
彼时的一切，历历在目。
而现在，赵宋居然打出去了，而且是对着女真人与西夏的正经部队，同时发动了进攻。
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所有人心理上都早有准备，尽管大部分人都知道它本身未必就会有什么太明显的成果，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本意说不得只是佯攻或者是某种准备动作，却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有些感慨，有些怅然。
因为这就是历史正文，是历史的进程。
无数死亡、生存、火焰、铁流、自然、人性的最上方，历史终究会吊诡的选择以这种事情为节点进行毫无感情的记录……赵宋七年抗战，五年砥砺，终于在建炎六年的春日踏出了反攻的那一步。
然后时过境迁，没有人会记得所有那些曾经活生生的面孔，也没有人会记得所有那些曾经闪耀了时代的刀光剑影，只是一部分人，一部分事情，如同这次反击一样被人毫无感情的记录下来。
吴玠动手后，其余宋军也都动作不断。
韩世忠部重新进入同州，并有一部向前拱入丹州，确保了对延安的另一侧压力，同时直接威胁到了金军自河对面大宁一带支援延安的通道，这使得延安的金军真切感受到了被围歼的危险。
而西夏那边的压力明显更大，岳飞部、曲端部、王德部，数以万计的宋军精锐大量出现在泾原路，骑步俱全，然后俨然以镇戎军（后世固原）为大本营，开始对之前被西夏夺走的怀德军也就是俗称的平夏城，以及西安州北段城寨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平夏城这个地方，战略位置极为突出，乃是哲宗时集中了整个关中的人力物力，突然启动，用了二十三天突击筑成，而甫一筑成便引发了西夏的极大震动……因为这座城和周边的配套坞堡直接控制住了葫芦河的上游，而葫芦河横穿兜岭，一路直接抵达黄河。
到了这个入河口，距离西夏核心兴灵之地（宁夏平原）便其实只有区区一百二十里。
昔日李乾顺母亲小梁后二次出征选择此处，不是没有道理的。
且说，岳飞、王德、曲端三部明显是抽调的精锐，而且其中大部分将领士卒居然都是本地人，上来便能适应战场，同时骑兵比例也相当之高，却是甫一接战便有侵略如火的气势。而在这几路宋军的猛烈进攻的之下，葫芦河流域，也就是西夏人称之为蔚茹河了，周边防线迅速崩塌，城寨迅速被分割包围，可以想见，如果不能迅速派遣成建制大规模援兵的话，那么李乾顺在靖康后的努力，将会彻底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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