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零一年以来，孙W以及后来的同盟会便屡屡在黑龙会的协助下，在日本购买军火私运回国以资反清起义。
在清廷交涉下，美英法等国家和清廷达成谅解，约束本国商人不得私售军械给中国非官方人士和组织。但是日本军方（参本二部）却一直暗中支持黑龙会帮助同盟会购买武器，为此清廷一直盯着日本商社的行动。所以，“二辰丸”号被查获，并不意外。
而对于清廷的软弱无能，陈文强也有着心理准备。畏洋如虎，且无才略胆识。如果仔细对案件进行调查，利用国际法的相关有利条文，进行反驳，即便因弱国地位而不能成功，亦可以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令其他国家有不一样的观感和印象。
相反，清廷在外国的威吓下，一再退让，不但自招其辱，还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
而“二辰丸”号案件，可不仅仅是查获走私船那么简单。对日本的无理要挟全部照办，除了涉及到国家颜面、民族自尊外，还留下了更大的隐患，那就是澳门的划界问题。如果“二辰丸”案件的处理结果让日本人如意，那便是变相地承认了所处海域、地区是属于澳门，所领沿海权是属于葡萄牙。
影响是不利且长远的，陈文强和智囊分析研究，得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但他一直没有出手，只是关注，只是四下联络、暗中布置。
等到清政府竟然全部接受日本方面的五项无理要求，九洲洋海面的清军水师军舰按日本提出的条款，在九洲洋释放日商船“二辰丸”号，并鸣炮二十一响，向“二辰丸”号致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引为大耻的时候，陈文强出手了。
粤商自治会率先发难，举行数万人大会，定当日为“国耻日”，当场烧毁日货。并决定推行维护主权，抵制日货运动。三日内，上海总商会、汉口商会、香港华商会、南洋华商总会等纷纷响应，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运动的发起是如此迅猛，如此广泛，甚至在上海和汉口，力度更要超过初发地广州。
首先是上海的旅沪华人公会发出号召，码头工人拒绝搬运、装载日籍船只的货物；然后是汉口、宁波，广东南海县搬运工数百人，拒绝装卸日船运来之煤，则开粤省全面抵制之先河。
由口岸至内地，抵制运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蔓延，其中尤以沪、湘、鄂、粤最为积极而热情。
而香港华人的表现则更为激进，报纸在报道“二辰丸事件”消息后，还发表了反日言论。于是，香港华人纷纷而起，参与到抵制日货运动中，捣毁出售货的商店，包围西环贮藏日货的仓库。 这是香港人民掀起的首次反日爱国运动。
南洋华商总会则联络爪哇、吉隆波、河内、坤甸等分会，积极参加抵制运动，并通过报纸号召南洋华人，拒买日货，拒销日货，拒为日人服务……
“……抵制运动正在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工商实业者的老练、成熟的武器。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现在轮到日本了。对抵制运动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爱国情绪的高涨，一方面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抵制运动都挤占了被抵制国家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取而代之的不是中国工厂生产制造的，便是其他国家的……”
“非暴力地抵制运动，显然不易为被抵制国家提供诉诸武力的借口；而这种民间自发的运动，官方的制止又作用不大。至于其他列强，会很明智地置身事外，甚至会故意在中国制造反日情绪，排挤日本势力，以收渔人之利……”
“中国的工商实业群体正在壮大，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团结。而抵制运动似乎正迅速赢得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广泛支持。能够造成这样的声势，没有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周密筹划、宣传鼓动，是不可能的……”
“抵制日货运动本来应该是广东一地，但上海和汉口却后来居上，并在湘鄂内地迅速掀起，这样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的猜测，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成制药厂、凤翔纺织制衣厂等陈文强所控制的产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从即日起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商业往来，产品和原料既不卖给日本，也不购买日本的任何商品。
在抵制之初，日本也不甘示弱，日本公使林助权强迫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但抵制日货运继续扩大，日本驻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又向清廷外务部“抗议”，还要求清廷索偿“二辰丸”案赔款二十一万元。
等到抵制运动在国内、海外迅速蔓延，国人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在广州民情愤激的情况下，日本驻广州领事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日本的稍许退让，并没有影响抵制运动的广泛和深入。不到一个月，仅广州口岸日货进口已减少近五百万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地方，以及香港、南洋，日本的商品输出下降总额近两千六百万元。
而作为抵制日货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策划者、鼓动推进者，陈文强终于要结束湘鄂之行，向张之洞辞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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