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文强看来，外资借款要求抵押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抵押，谁不担心钱打水漂啊！至于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如果全交与国人，不管是官府，还是商人，管理水平还在其次，贪墨侵蚀挪用就将使铁路修建的成本大增，建成的铁路收效期也将延后。
说到底，到了满清末期，差不多已经是全民腐败，不仅是官员腐败，民众也腐败。比如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挥霍奢糜，私亲遍植，打着冠冕堂皇的民族主义旗号，却是损民利己，养肥了大硕鼠，留下了糊涂账，平头百姓的股金却无人关心。
其实这也是清廷相当郁闷的事情，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在这样巨大的利润诱惑下，“新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当地官绅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
“仁政烂尾”的后果，就是民怨与改革成正比上升，改革越深化，民怨越沸腾，“群体性事件”就越多，甚至远超过政治高压之下的前朝。而原先作为民意代表的乡绅们，因为没有“公务员”身份的束缚，而又有着在乡间的权威，左右逢源，把持公事，侵蚀款项，甚至借口筹款苛敛商民。
清廷对吏治的重视可谓到了相当深的程度，但在制度化监督的缺位下，上有老虎，下有苍蝇，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各种手段便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而修铁路呢，投资大，见效慢，又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陈文强听出了张之洞和辜鸿铭话中之意，并探出了二人的心思，但对此大事却很谨慎，不敢轻易表态。
但陈文强也没有断然拒绝，甚至在心中有了个隐隐的想法，便委婉地表示要回去研究商议，然后再拿出章程。
“好，好刀，好剑。”张之洞对陈文强的礼物赞不绝口，本是崖州炼铁厂打造的锰钢刀剑，他却信以为真地当成汉阳铁厂所打造。
“陈大人于洋务是勇猛精进，想来也定会为总督大人分忧。”辜鸿铭在旁不失时机地又提醒着陈文强。
“事在人为，这天下本没有办不成的事情。”陈文强淡淡笑着，“虽然在中国要办成实事，纠葛重重，困难纷繁，但也有解决之道。其实，这还要看总督大人的决心和魄力，能支持到什么程度？”
“哦，那你要本督如何支持？”张之洞疑惑望着陈文强。
“待我回去招人研商，拿出章程再请大人决定。”陈文强含糊地回了一句，又笑道：“此番还请大人先拔付一批枪械，以为汉阳铁厂护厂之用。”
张之洞本欲拒绝，可转念一想，不过是护厂之用，几十条枪也就打发了。凭陈文强的能力，人家能购到更多更好的，这是给他面子，请示一下，也是尊重之意。再说，粤汉铁路还想由陈文强接手，犯不了为了这小事而伤了和气。
陈文强告辞，辜鸿铭代张之洞相送，直送到总督府大门。
“辜先生。”陈文强停下脚步，伸出了手，诚恳地说道：“对于先生的才学，兄弟是钦佩备至的，始知世上真有天才。先生学贯中西，兄弟只会些奇技淫巧，却也有相通之处。明日可有空闲，兄弟想与先生小聚畅谈，聆听教诲。”
“客气了。”辜鸿铭一愣之下，伸手与陈文强相握，笑道：“聆听教诲实在是折杀我了，在下倒是想听听陈兄弟对洋务的独到见解。”
“一言为定。”陈文强呵呵一笑，用力握了握，转身而去。
辜鸿铭望着陈文强的背影，若有所思。好半晌，才洒然一笑，转身回府。
………….
无能成为本能，敷衍成为常态，而官绅们的心态却超级良好，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推给所谓的“体制”，仿佛与己无关。
而在新政改革潮流中，各地乡绅纷纷投身参与，高级的做法是开办新企业和商号，背后却往往有官员的隐形投资，各取所需；低级的做法，便是当上新政推行机构的各种“委员”或“董事”，从新政的捐税中直接渔利。
农村的民、绅、官关系因此而日益复杂，进一步激化了乡村矛盾和基层干群关系，也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土豪劣绅”泛滥的先河。
再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的确有不妥之处，至少干线应该由国家控制才是长远规划。
显然，要接手粤汉铁路，陈文强面对的就不仅只是资金、技术等问题，而是要砸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的饭碗，得罪因此得利的商人、士绅。换句话说，是一批地头蛇似的家伙，盘踞在要修建的铁路的沿途，最善利用愚昧、盲从的平民百姓为其造势。
但事有利弊，陈文强在估量着自己的能力，估量着将得到的利益。所以，他一回来，立刻便召集了人手，连夜进行研究和商议。
首先是大概确定工程的总造价、总工期，以及相关的施工方案。尽管陈文强很想接手这项大工程，但他也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服从经济、科学规律。
“五十多年前，修筑美国太平洋大铁路时，全长三千多公里，只有两家公司承建，却能在七年便完工。粤汉铁路只有一千多公里，且路途多坦易，若同样以两家公司南北对修，三四年便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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