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说，明治初期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一方面“脱亚入欧”，达到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平起平坐的目的；
一方面又加入列强在亚太地区的角逐，对近邻国家实施扩张侵略，以共同打破“华夷秩序”，确立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围绕朝鲜和琉球问题，日本的亚太政策初露锋芒。
日本近一个世纪一来，一直对华夷的概念加以阐述，他们认为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夷。
这个华夷的概念还要追溯到早期的华夏族。当时的华夏族是部分夷狄蛮戎等民族的融合体，因此所谓的华夷之别，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高低之分。
古代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和种族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
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华夏族在与周边各族群的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也难免对抗与碰撞。
从地缘政治上看，当时的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是北进亚洲大陆，或是南进海洋，均需首先解决朝鲜、琉球问题。
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通过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东亚“华夷秩序”。
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的覆亡，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上撕开了一角，“这是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被割去的一个序幕，如安南、朝鲜、缅甸”。
如同指向朝鲜、北进亚洲大陆的企图一样，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台湾，也暴露了它南进的野心。
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和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己经比较明朗。而实施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必然指向中国。
山县首相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首次发表了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己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山县有朋的上述“利益线”主张及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己基本形成了。
在甲午战争的军事作战阶段，日本对华战略方针是经由朝鲜半岛，先在东北的辽东半岛，逐步向山东半岛、台湾岛转变。
它反映了日本从北上、南进两个方向，实施其亚太政策的企图。而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过程，还包含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这两个重要人物在政策实施上的主张的分歧与斗争。
1894年11月底，山县有朋亲自率领的第一军，与第二军配合，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他决定按预定计划，继续向山海关进攻，发动直隶作战，进而攻陷北京。
但他的主张受到了伊藤博文的反对。12月4日的大本营会议上，伊藤提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意见书，主张另外组建一军，渡海进攻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余部，与辽东半岛一起“扼渤海之锁钥’，与此同时，“要以南向夺取台湾为大计”。
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持台湾诸岛作为战争之结果必归我所有之论者，晚近于朝野间愈益增多”；日本必须先以兵力占领之，作为在战后媾和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根据。
日本在控制渤海、威胁直隶的形势下，迅速开始了略取台湾的作战，同时在旅顺设立“征清大总督府”，继续保持对直隶地区的军事压力。
清政府被迫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结束战争。通过该条约，日本推翻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侵占了台湾并将其作为殖民地，实现了日本自1874年以来20年的梦想，台湾从此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华南地区及南洋群岛和东南亚的跳板，从而拉开了近代日本南进的序幕。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阶段，日本从此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向踏向亚洲大陆的基地，并为继续北上、南进亚太地区打下了基础。
同时，它不但打败了老大而软弱的清帝国，又把朝鲜、琉球等藩属强行割裂出来，从而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达到了“脱亚入欧”的目的，为其称霸亚太地区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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