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欗的这个回答，刘钰算是基本上满意。
李欗觉得刘钰是在考教他。
实际上确实就是在考教他。
整体上，刘钰对于在湖北搞出来米禁这个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大顺需要一个“明白东施和西施的差距并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长得不一样；东施可以轻易地把西施的动作学会，却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这个道理，看起来跟傻子也该知道的道理一样。
然而实际上，真正能懂这个道理的人，在大顺，真的并不多。
最起码，太子就不知道，刘钰在松苏诸多激进政策的前提，是海运和南洋米东北高粱虾夷麦。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粮食这玩意儿，其实挺神奇的。
如果说，“人均”这个概念——以整个大顺来说，“人均”这个概念，其实是个扯犊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运输等能力不达标的情况下，南洋的米，并不能和河南的麦子，来个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说，以一省来论的话，人均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义。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进改革，虽然说，或许后世来看，也并不怎么激进。无非就是允许或者鼓励农民种棉花、种芝麻。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月，允许农民改稻为桑、改麦为棉、改菽为芝麻，就是非常激进的改革。
简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触动了湖北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底线。使得湖北的粮食产量，完全无法达到人年均450斤的红线。
粮食这玩意儿，过于神奇。
别的玩意儿吧，可能说，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着货到了的时候再用。
而粮食这玩意儿，不能说今天缺、今天贵，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马尔萨斯经济学来解释，就是，缺10%的粮食，并不意味着粮价上涨12%，从而达到和原本一样的销售额；而是，会上涨到让10%的人饿死、买不起。
马尔萨斯说，粮食这玩意儿啊，你要是用“正统经济学”这一套东西去解释，你肯定会哭。缺10%的粮食，绝对不是粮食涨价12%，而绝对是粮食涨价到10%的人饿死。
这个，算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的东西。而显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按照太子所想，农民种棉花、种芝麻，换了钱，算“钱”，绝对比种粮食合算，然后用钱买粮食，岂不美哉？
现实是，湖北种棉花、种芝麻，直接导致了湖北的粮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通过长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对大顺而言。
传统的“重农轻商”的真正逻辑，并不在于“想办法让农民改稻为桑”。
实际上，传统的“重农轻商”逻辑，面临的真正问题，始终是：农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动想改稻为桑，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不准种烟草、乃至于不要种罂粟。
农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来告诉，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相反，现实是，农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来“指导”，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反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去在这个“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的时代，种粮食。
显然，太子，连最基本的“重农轻商”的逻辑内核，都没弄明白。指望着他来搞改革，那完全没戏。
如李欗和刘钰说的，后来人、后来事。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后来的人，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拿出一个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术”。
刘钰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气蒸腾作用，比作税收。
国家政权，要代天行雨。
让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
这一点，李欗是认可的。
而下一个，说靠投资移民，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这就又是个“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了。
显然，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说得通的。
而大顺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大顺。
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术”。
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波拿巴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也不需要结合现实，中国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顺的问题，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
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必须要明白，圈地运动的三大利、三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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