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法克斯伯爵的构想，倒是和乔治·格伦维尔试图继承皮特和爱国者党遗产的谈判思路差不多。
毕竟，世界是物质的，逼到这种地步，能做的选择已经不多。
刘钰当初最担心的两件事，一个是英国放弃印度让中法之间互咬、另一个是英国取代荷兰做东西方的二道贩子。这两件事算是英国的战略主动，一旦放弃了这个战略主动，等到法国在印度失败、大顺出兵的时候，其实能做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哈利法克斯伯爵和乔治·格伦维尔的思路，都是从这些已经不多的选择中，选出来一个可以执行的。
这就是一个公鸡把太阳叫出来的故事。
无非是现在英国的宫廷里，有两只公鸡。
一只是保王党世子党为核心的公鸡；另一只是继承了爱国者党且做出适当切割的格伦维尔派的公鸡。
现在的关键，不是太阳出来，因为这是必然的了。
关键是，到底是那只公鸡把太阳叫出来的。
这是重中之重。
中法联军这一次攻下了直布罗陀来送俘虏，站在英格兰民族的视角来看，肯定是带有耀武扬威成分的。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英国政坛上的两只公鸡，都急需这个机会，抢到一个“我把太阳叫出来”的先机。
大顺的使节团规格不高，显然不是来谈判的。
至少是不可能敲定停战细节的。
但是，老百姓不知道。
现在，英国的人民，或者叫民众，或者叫百姓，都差球不多，只关心那么几件事。
国债能不能还？
民兵法是不是要改成强制出国作战？
当然，英国的民众还有其余的阶层。
比如商人阶层、比如金融家、比如手工业者、比如工场主等等。
但，在这种局面下，这些人并不是能够产生推倒现有政权的有威胁的力量。
对于政权而言，要先安抚那些有能力制造大规模混乱、且有可能推倒现有政权的力量。
安抚了他们，剩下那些人，便搞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
在中法联军兵临木墙长城的此时此刻，有能力以暴力手段威胁到英国本土的时候，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只有三种。
打着托利党名号的雅各布派、底层民兵、国债购买者。
这种情况下，即便大顺这边其实未必是来谈判的、甚至即便可能是来谈判的但其级别也不可能敲定战后条约。
却也不妨碍，两只公鸡借此机会告诉英国民众，让英国民众知道他们想要知道的消息。
比如，买国债的不要担心啦！我们已经和中国人达成了初步的谈判，国债可以用东方贸易品的关税偿还！
比如，担心出国作战的民兵，不要担心啦！我们已经和中法之间达成了初步的谈判，新国王是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汉诺威可以按照继承法，分给坎伯兰公爵，你们不会出国作战的。
比如，托利党们，不要担心啦。虽然国债欠了一大堆，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不需要加增土地税就还国债的办法了，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增加土地税的。
这些，都是英国此时为数不多的选择。
所以，关键就是，到底是“哪只公鸡把太阳叫出来的呢？”
谁叫出来的，谁就可以获得舆论上、议会上的巨大优势。
而后叫的那只，要么支持，那么就证明了先叫的那只是正确的；要么反对，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将被民兵、国债购买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主所抛弃。
老马分析过这种手工业工场时代的权力问题。
虽然说，不管是乔治三世一党、还是准备正义切割的爱国者党余部，他们都不可能用老马的学说和体系来分析现在的局面。
但，就好比，在牛顿之前，人们也知道利用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也知道把东西扔天上会掉下来一样。是先有万有引力，然后有了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而不是反过来。
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那么也是一样的道理。
老马说：
【（手工业工场时代）工业（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成为必不可少的）没有特权是不行的，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
工场手工业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
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
此外，它的经营方法，特别是18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法，使它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
因而工场手工业，在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是完全依赖于贸易的扩展或收缩的，而它对贸易的反作用却是比较微小的。
这一点说明了工场手工业的意义是次要的，同时也说明了18世纪商人的影响。
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坚决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
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如商人。
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商业城市已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工场手工业却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统治……】
这也就是老马说的，在这个时代，是商业的霸权、海军的霸权，带动了工业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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