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明朝建国之初，强人皇帝就看到了南洋的好处。
朱元璋就说过：尝闻凡有中国利者，利尽南海，以今观之，若放通海道，纳诸番之微贡，以其来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古征，则可比十卅之旷税。
刘钰说南洋获利，不下几个河南地税，李淦当然是相信的。
问题是，作为皇帝，他要考虑日后南洋怎么“取利”，以及南洋的统治模式。
明朝那一套，说白了，其实和荷兰做的差不多。
换了个皮，里子还是那个里子，简而言之两个字：垄断。
官方垄断，和贸易公司垄断，单就形式上，差距其实不大。
海禁加朝贡贸易，可以使得皇室垄断对外贸易。比如郑和下西洋，皇室想要得利，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禁海。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海禁，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的“非公司船只不得过好望角，违者击沉，货物公司一半、王室一半”有本质的区别吗？
大明前期禁海，自己的大船纵横西洋带货；这和东印度公司的船纵横好望角以东，但私人的船敢越界，东印度公司直接击沉……无非是一个在岸上抓、一个在海上抓而已。
禁止私人出海，同时官方垄断贸易渠道，这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不垄断，哪来的超额利润？
皇帝为了搂钱，一些做法其实也和东印度公司可谓殊途同归。看上去有差别，但思考一下本质，差球不多。
荷兰人为了确保香料价格，一船船的香料往海里倒，确保稀少，卖上高价，这是市场调控物价。
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了大量的胡椒、苏木。前期稀少，百斤二三十两；后来下西洋次数多了，降到百斤七八两，这也算是市场调控，供需关系。
成祖为了“卖上高价”，按照固定的价格，用胡椒、苏木折算钱，给官员发工资，强行高价。
这就类似于前些年奥斯坦德事件，茶叶价格暴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红的时候，不给钱，而是按照去年价格高涨时候的茶价，一个股东发两包茶叶，可以想象股东会作何想法。
下西洋被废，本身也是个很明显的利益冲突。
内帑、国库分开。造船下西洋的钱，国库出；回来之后的利润，归内帑。
这就类似于东印度公司募集股本的时候笑嘻嘻、分红的拜拜了您呐，要是这种模式都能持续下去，所有的经济学书籍都得撕了重写。
纯从经济角度去考虑郑和下西洋、大明帝国的贸易策略，就是“皇家南洋垄断公司”，靠和东印度公司差不多的“禁海”政策，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权。
这就是为什么“东印度公司”模式无法适应大明或者大顺。
搞不好就搞成禁海倒是禁了、垄断没垄成。
海岸线太长，走私无法杜绝，皇家想搞贸易垄断的钱，只能选择便于垄断的方向。比如满清为了弄钱，弄出的十三行。
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为了一个字。
钱。
商人的钱，不是皇帝的钱，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大顺可以在日本搞垄断公司，因为日本自身锁国。大顺这边查一道、贸易公司半途查一道、日本自己锁国还能查一道，所以可以搞成垄断。
要感谢德川家的锁国政策。
松江贸易公司对日垄断，靠的是日本，而不是靠的大顺朝廷发的那张垄断令。
没有日本的锁国，垄断令算个屁，就日本锁国都有海商强闯马关海峡、往小仓走私的“武德”，朝廷的垄断令还不就是个屁。
而南洋，是没办法垄断的。
荷兰人那么牛，照样没法垄断，英国人、华人照样可以走私，照样可以绕开荷兰搞香料。
最终郑和下西洋的垄断模式被毁，也是因为江南商人们希望打破垄断。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内部许多人反对其垄断权的原因，基本如出一辙。
李淦和刘钰讨论过这其中的区别，也一起谈过郑和下西洋的教训，最后得出了结论就是南洋是没办法垄断的。
但是，卡住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可以维系对欧洲贸易的垄断的。
皇帝要拿的钱，不是南洋和大顺贸易的钱。
而是，与西洋贸易的钱。
大顺商人和南洋的贸易，爱怎么搞怎么搞，查查海盗、查查偷税就好，反正海岸线那么长，走私没法查，也收不到几个钱。
但，南洋的香料、大顺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对西洋的出口，皇帝是要卡住口子垄断的，是要照着养得起海军，还能顺便往西域、鲸海移民的利润去琢磨的。
皇帝琢磨的，和刘钰琢磨的并不一样。
皇帝琢磨着，如果贸易公司能走出去，能借着和瑞典人的合作把货卖到欧洲去，那最好。
如果不能，那就拿下马六甲，在马六甲搞一口通商，靠垄断对欧贸易获得利润。
在马六甲关上门，将南洋作为大顺的后花园，彻底清除西洋人的势力，将西洋人的商馆都扔到马六甲去。要买香料、瓷器、生丝、茶叶等，就在马六甲买，别的地方别想。
而南洋那些小国，也只能和大顺贸易，但不是官方主导的，而是让利给商人，任他们自己玩去。
这种统治和盈利的想法之下，华人在南洋立国，就成为了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既然南洋作为后花园，那么类比安西都护府，可以有安西四镇、可以有西域小国，但却绝不能有汉人自己成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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