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欗摇头道：“鹰娑伯这话还是不对。兵者，器也。如何用，难道不还是庙堂事吗？若庙堂不知对错，难道要靠海军独走行事而利国？就算我将来执掌海军，明明有利，而庙堂大臣愚笨不知其利，海军和没有又有什么区别？”
“单就贸易、倾销、金银积累这样的道理，朝中有几个明白的？连这个都不明白，纵然将来海军存量超过了英荷，有器而不用，若无器何异？”
这话刘钰不能说，李欗却可以说，毕竟在皇室看来，这天下是他们的家事。这话刘钰说，便有藩镇自政的那么点意思，李欗估计在外面也不能这么说，但私下里在刘钰面前还是说的很直接。
现在海军的军官生都能看出来巨大的利好，朝中身居高位者依旧有反对的。若是将来还有类似的情况，朝中反对的声音更大，那该怎么办？
当初李欗被皇帝安排来威海的时候，皇帝在刘钰面前给李欗的第一份敲打，便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理解。
当时皇帝也说的很清楚，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这仗怎么打，归将所管；这仗打不打，却不是将的范畴。
若以打不打而作为将之责，那是朝廷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
一旦允许，强汉、盛唐的下场，“哀之而不鉴之”就是大顺的墓志铭。
李欗所疑惑的，是这些中人之姿都能想到这些，尤其是刘钰身边的参谋团，一个个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那如果这些学问，被那些大顺真正最优秀、最顶尖的人才学到呢？
将这个疑问说出，刘钰依旧微笑，反道：“七皇子，你以为对的，别人以为是错的。他们说了那么多，或许有利，但有利一定是对的吗？譬如那些人说的，待将来倭人卧薪尝胆而农人起义一揆，我朝或可蚕食、或可养猪割肉。”
李欗反问道：“鹰娑伯，如果对错的标准本身就不对呢？他们嘴里没有仁义道德，可于本朝有大利。我在威海这段时间，只感觉威海的对错，和别处的对错，不太一样。”
如果对错的标准本身就不对……一句话让刘钰大笑起来，摆手道：“七皇子啊七皇子，仁义道德怎么能是错的呢？仁义道德当然是对的。”
“啊？”
李欗大惊，万没想到刘钰会说这句话，下意识地拉了拉眼罩，奇道：“鹰娑伯难道不支持他们的说法？”
“当然支持啊。倭人开关，我朝工商发展，织布的、缫丝的、跑海的、烧瓷的都得其利，这难道不是仁政吗？本朝重永嘉永康之学，所谓‘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仁政，要靠功利来体现，商贾工匠得利，这是不是仁政？”
“再者，倭人开关之后，若要卧薪尝胆，必要积累财富，出口稻米。我朝动辄饥荒，广东早就开始吃南洋米了，这倭人稻米入国，正可缓解饥馑，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但反过来，洋米日进，而本朝地租赋税又多以金银铜钱，米贱则农苦，说是暴政，也不能说错。”
“便如倭国，米贱则武士苦、商贾乐；米贵则武士乐、商贾苦。仁义道德，绝对没错，只是世无双全法，能让人人都说是仁政的。七皇子不要想错了，以为仁义道德本身是错的，这可就大大的不对。”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脑子一热便逆反的以为仁义道德错了，要行霸道方才热血。这种逆反刘钰也能理解，王道和霸道之争，贯彻在大顺这些年的朝堂上，只是王道退化曲解成了空谈仁义，难免会叫一些逆反的连仁义本身都反对。
可一旦这么想，就陷入了政敌的圈套之中：仁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可以在这个政治正确里画圈玩，但不能推翻这个政治正确，否则必死无葬身之地。
既然皇帝把李欗安排到这，将来可能要接管海军，刘钰觉得还是有必要给他灌输点正确的三观。
当然，是带着枷锁的正确。
李欗终究年轻，第一次听人和他掰扯清楚，各有各之所利、彼之利吾之害的话题。
思索一阵，像是一个想要求表扬的孩子一样问道：“鹰娑伯所言倭国米事，古来便有说法。魏之李悝言：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进口稻米，只要朝廷调控，定出一个价格。”
“高于这个价格的时候，便进口；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便不许进口。这不还是平粜之法吗？”
“无非就是原本各省有常平仓，如今我朝的常平仓，却可以在倭国、南洋、暹罗等地。”
他回忆着在威海这段时间里，那些被潜移默化灌输的内容，又见刘钰没有反驳，心中自信渐生，接着说道：“各省的常平仓，只要朝廷有令，就必须得放粮平价。靠的便是，若是节度使不听话，朝廷就能抓来杀掉，京城的数万大军确保了各省节度使必须听话。”
“如今若把倭国、南洋等地看作常平仓。只要海军足够强大，只要朝中有懂贸易的，那不是和各省的常平仓无甚区别吗？”
“我朝有丝、棉、瓷、布之利，不求明抢，只求要买的时候便能买到即可。这便是海军存在的价值，白帆所至之处，只要我朝工商发达，则皆可为常平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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