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中国、日本、印度还是非洲，这是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已经知晓并且存在的东西，美中不足，难免遗憾。
当然，南方大陆早就存在，只是被发现而不是因为发现所以存在。但那里既然没有国家，也就只是地理世界的一部分，是文明世界的新大陆——共和国不承认欧洲新大陆的说法，且不承认没有共和国存在的世界称之为世界，而且这种说法早已被一年前赴欧洲谈判和驻派的礼部官员带到了欧洲的宫廷之中，立场鲜明。
绕了一个“世界”概念的小圈子，共和国的国人、尤其是都城这些爱谈国事的国人，忽然发现：原来真正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来自共和国，而非欧罗巴，因为欧洲人所谓的南美新大陆他们不承认是新大陆，所以那就不是。
这样一想，豁然开朗，自然万众振奋，鞭炮与锣鼓齐鸣。
除了少数家族的利益、族群的狂热信心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直接的、与无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比如玉米的推广、手摇脱粒机的推广、陈健在大荒城编写的玉米种植手册常识的推广。
这三样俱为一体的东西，带来的是一种崭新的饲料粮。秸秆、玉米粒，这都是上好的饲料，很多大型的养殖厂因此兴办起来，带来的实际效益就是都城的很多人可以吃上猪肉鸡肉。
比如土豆和地瓜这两种高产作物的推广，让很多大土地种植者们找到了发财的良机。
更为便宜的、更为低劣的、但是销量更大的马铃薯淀粉酒和地瓜酒，仅仅两年时间就让一些以原本的粮食作物酿酒的作坊经营不下去，只剩下高端的果酒和窖藏酒，都城的低端酒市场几乎被这种高产作物的此等酒所垄断。
一如十年前陈健在闽城卖的酱油一样，价低、质低，就足以让一些人破产，但也足以让一些人享受到以前难以享受的东西。
都城的酒更多了，更便宜了，也造就了更多的酒鬼，造成了很多的家庭悲剧。
酒只是造成了一些家庭的悲剧，带来的冲击也主要是一些原本资本不足的酒作坊。
虽然饮酒不好，但是对于喜欢饮酒的中层和底层来说这仍不失为一件极有利好的事，基本上对那些大家族产生不了太大的冲击。
但是另一种作物却让一些大家族之间出现了利益矛盾，就是一些人从欧洲带回的、长得像是萝卜一样的甜菜疙瘩。
这种其貌不扬的东西，直接宣告了枫糖垄断专营权的毁灭。
甘蔗的事，北方的大家族手伸不过去，而且等手伸过去的时候也已经晚了，经营起来也根本不是那些经营性资本家的对手。
所以蔗糖的事，对大家族来说还是可以一致对外的，毕竟这钱他们赚不到，还不如让关系密切的树糖垄断经营权的家族获利。
可是甜菜一出，整个问题就变质了。甜菜可以在这里种植、糖价在北方节节升高、茶加糖的习惯、咖啡可可等热带饮品的引入、辣椒种植带来的新的甜辣风格的菜品……
糖很贵，而且是可以一些家族土地经营获益的贵。当利益大到可以超越那些感情的时候，为了防止“与民争利”的《禁止甜菜种植法案》便没有通过。
这和当初南洋公司成立时的对“枫糖垄断专营”不公平这个借口而征收的北方蔗糖消费税时的形式完全不同。虽然当初南洋公司的人提议，这个枫糖垄断专营的税费他们可以帮着出，但那也不行——专营费才多少？利润又有多少？怎么可能会被接受。
环球航行和之前的南洋探索带来的许多种子和有计划的推广方向，就像是一条投入泥鳅中的鲶鱼，搅得手工业基础和对欧和殖民地运输优势都不如南方的北方，也不可避免在土地问题上引出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一轮新的土地兼并也在悄然进行着。
原本种粮的收益并不太大，这几年暂时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灾害，虽然一些偶然事故会导致投机商操控粮价，但是整体上粮价偏低。
可是各种新作物、新的经营方式、新的利润的出现，让土地经营的利润在都城附近已经高于传统地租。
别的地方不敢说，但是都城是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有河运，不可避免地大量土地产物商品化、货币化。
正常地租的位置变得很尴尬，很显然不如投入资本经营更为有利，小块租赁成为一种并不合算的方式。
几年前都城的青年之家中就流传出了小册子，讨论地租和利润的问题，让经营性、没有地权但有资本的大片土地租赁经营者深以为然：地租高了利润就低，很显然我们这些没地但有资本的经营者和你们地主有矛盾嘛。
这种商品化的变革总是在距离大城市最近、河运最发达的地方率先出现。这些理论也在这种地方最受欢迎，造成的影响也最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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