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世家大族们，还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叫做门阀。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顾名思义，也就是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和后世的选举和任命不同，在段业的这个年代，门阀制度才是选拔官员的根本办法，可以说足足影响了历史几百年。从汉朝开始，一直到了隋朝时候，创造了科举制度，才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所以段业其实认为，科举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后世到了转折时刻，一些自己考不上科举也没什么本事的人，肆意妖魔化科举，这是不公道的。
在过去，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而很显然的道理是受了人家的恩惠，当然要回报，官场最大的规则，就是不欠人情，欠了要还。门生、故吏为了利禄，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如此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这样发展下去，士大夫中，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本来多半就是地方的豪强，有广袤的田地，有不可胜数的财产，实力强大，盘根错节，一旦当了官，就完全可以利用权力来扩充财富，再利用财富来保住权力。如此一来，一旦当上官，上了台就基本不会下台，必然是世居高位，而且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很自然的这些人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出了事有人顶包，立了功有人保举，自然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他们的势力不可撼动，而平民子弟则是毫无机会。
朝廷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至于才学，品德什么的则统统不重要，只要你投胎投的好，就有饭吃有官做。时间一长，他们的势力已经强大到是不是在朝已经不重要了，哪怕是在野布衣之身，一样能号令天下，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到了曹丕的时代，为了换取这些人的支持，曹丕干脆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而后来的晋国也直接延续了这一制度，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加上门阀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一定趁机操作选举，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就彻彻底底失去了给朝廷选拔人才的功效。
更有甚者的事情还很多。段业当上了敦煌太守后，本来准备重新清帐土地，普查人口，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如此一来，既能缓和社会矛盾，又能搞清楚社会的真正力量，便于动员和征收赋税，没想到却遇见了极大地阻力，阻力大到这一次自己是真正的成了光杆司令，没有人支持自己，哪怕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们，比如段平胡凯楚云深们，也不支持自己。而自己的女人们，刘亿如也好，绛玉也好，也都委婉建议自己不要这么做。
后来段业才知道，自从司马家统治了天下开始，就明确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然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
而在这个年代，土地和人口，就是最大的资源，有了土地，就等于有了钱和底盘，有了人口，就等于有了军队。有钱又有军队的人，当然就有了势力，也就有了话语权。这也是这些门阀士族们存在的根本。
段业身边的人们，虽然各种出身的都有，但是总体上还是中间阶层的很多，太赤贫出身的，在这个年代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一丝丝可能，也就来不到段业身边，而那些真正士族出身的，段业这座庙现在还太小，他们根本不会来。
本来段业还蛮高兴，因为任何时候，中间阶层的人往往都能比较理智，比较有远见，不像底层那样看不见天空，也不会像高层那样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昧着良心。
可是，土地这个事情，实在是太过于敏感，关系到了太多人的切身利益，他们虽然不是大地主，但是多少也都有土地利益的，对于任何与土地有关的变革，他们都是敏感的，宁愿保守一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直到了这个时候，段业才见识到这个门阀制度以及衍生出来的土地问题，选拔问题等等问题，是多么严重。
虽然说这些制度的制定者，为这种制度找了种种说辞和论述，但是其实际影响，却是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几乎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到了最后，甚至是中央地方官员完全是那固定的几个家族的内部游戏，连开始的过场都不走了。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当某个官，不是看别的，而是首先看几个大家族之间能不能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之后则看得到这个位置的家族内部能不能摆平，如果可以，事情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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