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通说你们就是一群废物点心，白白顶着个裴姓，在胡朝治下，瑟缩如同麻雀，唯求自保；等到国家收复河东之后，也将不出一两个才杰之士来，只能供输些粮秣，等若普通平民。你们有什么功劳可言了？如今大司马雄霸天下，你们倒跳出来想要鸡犬升天了，世间哪有这般美事！
裴硕真是有苦说不出……裴氏一族的精华，都在裴茂子孙，自从丧乱以来，是死的死（如裴盾、裴苞、裴邵等），逃的逃（如裴该、裴嶷、裴粹等），留居闻喜本家的，本来就是些疏族子弟，历来教育资源是绝不会向他们倾斜的，怎可能再出什么才杰之士？就好比农夫辛苦耕织以供养官吏，完了官吏指斥农夫不肯向学，帮不上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只是裴通虽然仍称其为“叔祖”或者“公”，语气却咄咄逼人，加上本身就在逃亡的那群人中间，是既得利益者，裴硕就不便直言辩驳啊。那要怎样才能打消对方收拾族人的妄心呢？老头儿不禁面露哀戚之色。
裴该之所以派裴通过来，而非同姓他人，自然是经过反复考量的。换了旁人，手段如何暂且不论，说话就未必能比裴行之更冲。
一则，裴通才具中平，但实为能言善辩之士，这点裴该于徐州初会这个从弟的时候，就已然有所了解了；二则，裴通少归闻喜，对族人都很生疏，裴硕就打不出什么感情牌来；更重要的，裴通与关中其他裴氏子弟不同，他是庶出，向来为其父兄所轻，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畏畏缩缩，反倒极有野心，甚至于好为大言。
说白了，裴行之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爆发户嘴脸，这路货对上桀骜，对下蛮横，最擅长暗中图谋尊贵者，而明着狂踩底下人啦。则把他放到一群名位远远不如，血缘比他还疏的族人中间，他有可能在裴硕的亲情攻势下心软么？
于是裴硕的哀告，反倒更激发了裴通的倨傲之气，当即明言道：“我既守牧闻喜，必当梳理户口，重整田赋。自永安（指晋惠帝永安年号，刘渊于永安元年起兵、僭号，进而夺取河东）以来，县中编户、田土，多入裴氏私门，今既承平，总应当吐出来了吧？！”
裴硕苦笑道：“不敢欺瞒，这十余年间，裴氏确实收聚了不少的饥民，充为奴婢、佃客，也因此而购得一些田土。然而在在皆有文契，合乎律法，还望县尊明察……”我们是合法蓄奴，合法买田的，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吐出来呢？
裴通冷笑道：“胡寇治下的文契，岂可算数？”
裴硕反驳道：“此乃朝廷弃河东，非我等自迎胡寇，其间文契，岂可一概作废？且止河东一郡，大族数十，多有此事，难道县尊皆欲横夺其田产、奴婢么？”你就不怕因此而闹出乱事来？！
裴通咧嘴道：“别县之事，自然不论，我今守闻喜，则县中之事，由我而断！”
这年月墨授长吏的权力是很大的，只要不违背朝廷基本法度，也不违背常情、常理，自然可以出台各种地方性临时措施，而一般情况下，朝廷只看结果——要是因此闹出事儿来，哪怕你一板一眼执行朝廷法令，也要受责；倘若太平无事，随便你在地方上怎么搞，朝廷是懒得理会的。
那么裴通说在胡汉统治时期的所有文契一概作废，甚至于这段时间内所新占的土地、奴婢都算“逆产”，理当加以没收，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啊。至于如此施政的结果如何……闻喜县内势大的只有裴家，此令不涉及别县，则河东其他家门正当初复之际，不会有谁敢站出来为裴家站脚助威吧？
裴家单独闹事？恐怕大司马就等着你闹事好收拾呢！至于裴通，他是大司马的从弟，又姓裴，说不定事后不但不会受到指责，反倒会留下“大义灭亲”的美名。
更要命的，原本被裴硕引为奥援的汾阴薛氏，早已执恭顺之态，再难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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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裴该任命李容为河东郡守，要他设谋打压和削弱境内豪强，李仲思主要的手段，就是分化瓦解，利用各家族内部的矛盾，使其主要支系分爨。虽然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收效已然颇为显著了。
然而有两个家族，李容暂时还不敢触碰，一是裴该出身的闻喜裴氏，二就是汾阴的薛氏。薛氏武力之强，为河东各家之首，李容唯恐一招不慎，会逼得薛宁造反，由此境内再起波荡。而只要薛、裴两家不动，其它家族就没有胆量闹事。
薛宁此前跟从甄随北上平阳，参与了平阳城下大战，战后即被裴该带回长安。由此将他与薛氏本族隔离开来，趁机就暗示薛宁：薛氏强盛，于国家非福也。
地方豪族必会侵夺官家权柄，甚至于割据称雄，此乃自然之理，从前汉开始，地方官打压豪族，乃至于破家灭门，就属于政治正确的举措，只要不引发大的动乱，朝廷必然支持。唯自东汉以来，经学世家勃兴，往往在朝占据要职，倚为靠山，在乡则伪装温文尔雅的嘴脸，不再明着对抗官府，而惯于暗中拆墙角，地方官无奈之下，才只得听之任之。
这就是世家政治的由来。说白了，若不靠儒学兴家，并以此求仕，纯粹的地方豪门是没有前途的。正如汾阴薛氏，族无儒者，朝无显宦，纯靠武力起家，就更类似于前汉的那些地方豪强，由此遭到现政权的打压，其他什么裴氏、吕氏、柳氏等等，必无兔死狐悲之叹，是绝不肯为其喊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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