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谆谆教导众将，说你们想靠着攀附他族来光大家门，泽被子孙，那是毫无意义的——大家族人口繁盛，往往连嫡流为了一个官职都要相互间打破头，怎么可能会考虑依附之家？
而且他又说了：“举凡大族，必重经学，数世为宦，始能扬名。卿等因战功起家，即欲使子弟向学，哪有大儒肯来教他？不得大儒传授，闭门造车，则须几世，家名才能得高啊？
“将门子弟，便当以武传家，世世为国效力，驰骋沙场，始有名高之望。”
随即就把前天跟董郃的对话陈述一遍，说：“十二岁小儿，倒有见识，知道国家不可无军将。卿等却要子弟弃武习文，岂不可笑？倘若将门不传，皆自卒伍中起，乱世中多经战事，如卿等，或能学成名将，太平时节，战事稍息，则将才难得，国家必然日衰。
“国家衰败，多少豪门因之破家，此事止在昨日，难道卿等未曾目睹么？难道卿等欲自家儿孙，仍生于战乱之世，然后又不学武，高冠博带，与走卒相混而逃，岂不凄惨？”
一番话说得诸将莫不颓唐——只有陶侃微闭双目，面无表情，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文朗领部曲，常在裴该身边，深知倘若一个问题大都督毫无对策，肯定会谋之于众，不会自己先“嘡嘡嘡”把各方面的难处都说到，则既然长篇大乱，必然已有筹谋。因而拱手道：“臣等愚鲁，还望大都督教以良策。”
裴该点点头，便说：“前汉之盛，为有六郡良家子，世代从征，父子相继，武、宣因之而拓土万里。汉之名将，多少从中而来，卫、霍因此而名重天下，虽非经学之家，孰谓其门不贵啊？”
其实这里他有点儿偷换概念，因为终西汉一朝，经学世家并未崛起，当权的多半都是武勋贵戚——不过对于这点，即便陶侃都未必能够认识得清，遑论别将了。
“我今行台关中，亦当重造六郡良家子，使为国家武臣，内扫秽氛，外定诸夷！卿等何不助我，兼可使家门得高也。”
裴该一直在考虑使用何种兵役制度，是征兵制，是募兵制，还是世兵制。几种制度各有其优劣，在现代社会中，因为军事科技的发展，需要哪怕最基层士兵都掌握相当程度的技术能力，则自然以募兵制，也就是所谓的“志愿兵”为佳——尤其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但在农业社会，这一好处却要大打折扣了。
大司马三军目前的制度，基本上属于募兵制和世兵制的结合体——正兵皆为招募所得，作为目前最重要补充兵来源的军屯和民屯，则有世兵的影子。募兵制对于提升士兵素质是相对有利的，但同时国家财政的负担也很大，而若一旦财力接济不上，导致士兵待遇下降，招募之卒的战斗力甚至还可能不如征召兵。
——北宋为了地方安定，把什么流民、饥民、流氓、草寇全都塞入兵营，遂至冗军，国家又不可能全都供养得起，结果军伍之弱，几为中原王朝之垫底。而后期唯一有战斗力的西军，其实属于世兵和募兵的结合体。
征兵制的好处，确实以西汉反映得最为明显，国家随时可以征召大数量的军队参加战争，日常则散之归农，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当然象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老打大仗也不成，但若采取募兵制，估计武帝壮年时就能把国家彻底搞破产喽。
然而征兵制对农业生产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尤其在战事频繁的时段——而且临时招募的农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也未必能有多高。因此西汉在普行征兵制的同时，也多募所谓“六郡良家子”，即在关中武风最盛的区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召募中产之家子弟，建成羽林、期门等军，作为军中主力。
因为世代得入禁军，其实“六郡良家子”也有一定世兵的意味。
纯任世兵是很不利的，一则容易产生军阀化倾向，二则随着战事渐稀，世兵逐渐腐败——龙未必生龙，凤未必生凤，老鼠生儿也未必会打洞——乃不堪用。明朝就是最好的例子，中晚期的军户多数沦为苦役和炮灰，真正能打的只有所谓将领家丁，则属于招募兵。
因为三种制度各有优缺点，所以东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多数混杂使用——当然啦，肯定会以某种兵役制度为其主体。在裴该印象中，中原王朝最能打的时代，就是所谓“强汉盛唐”，汉代暂且不论，唐代武力之盛，其实也只表现在前期而已，即“府兵制”尚未崩溃之时，以及募兵制初起之日。
所以他本人比较倾向于“府兵制”，也即带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征兵制度。府兵之所以可用，最主要的就是保证分田到位，存在相当规模并且稳定的中富农阶层，这在大乱之后，土地重新分配，新的兼并潮流尚未激化之时，是最容易造成强兵，并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好办法。
当然啦，就目前而言，普遍征兵尚不能提上议事日程——关中流民多数屯垦，有多少财力富裕，可应国家征召的“义务兵”呢？自汉末三国以来，其实军队的主体都是募兵和世兵，至于裴该之崛起，也不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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