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卓领导的度部，提出颁发《禁酒令》的动议，至于缘由，他竖起手指来解释说：
“其一，乱德。是故周公逞于殷鉴而作《酒诰》；今胡汉僭主刘聪，亦曾终日被酒，事归孺子，我军之胜，固因明公驱策之力及将士用命，亦由胡寇所自取，此胡之覆辙乃可为晋之殷鉴，必当禁酒。
“其二，费粮。酒由粮造，而粮可果腹，酒只能润喉而已。今大战方息，雍州府库多半空虚，臣等核算统筹，深感度日艰难，若不由秦州乃至河南转运，恐怕难以支撑到秋后。当此时也，官民人等仍以粮酿酒，颇多靡费，岂不可惜？是故乃请禁酒。”
裴该点点头：“此亦题中应有之意，忆昔魏武王及蜀先主，鉴于战乱贫困，皆曾下令禁酒……”望望裴通：“卿又因何不允呢？”
裴通答道：“如明公昔日所言，世间事，从无万全者，要在用其长而避其短，在臣想来，酒亦如此。
“虽云酒醉乱德，但酗酒之人终是少数，如刘聪受天所谴，自乱其志，又岂是酒之过错啊？刘聪不但好酒，亦好女色，难道连婚姻都要严禁不成么？”
柳卓想要反驳，裴通却摆一摆手，示意他稍安勿燥，然后继续说：“昔孔融作《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固多妄言，然亦微有其理。即如军中惯例禁酒，但使勇士冲阵之时，往往赐以卮酒，以壮胆色，安可一概而论？
“至于费粮，柳掾所言是也，然而其事难为啊。即便村社祭祀，亦必用酒，百姓家无石粮，仍每每自酿粗醪，饮以消愁。今民部初建，诸事尚未理清，若即下禁酒之令，如何稽查啊？城中自然可禁，屯所中亦可禁，然雍、秦二州，散野之民不下数十万，往往数十、百户为村，居隔甚远，何谈禁止？若不能禁野民，则城中亦难免生怨心。
“柳掾，大乱方息，自当镇民以静，不可以苛法绳墨之啊！”
柳卓反驳道：“度部请禁酒，也并非毫不加以区分，一概而禁止啊。周公《酒诰》之禁，即不外乎‘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九字。祭祀用酒，古来之制，自不可废，然而无故而群聚宴饮之事，则当严禁。”
裴通笑道：“禁若太粗，反会引诱民众犯禁。柳掾云当禁无故聚饮，然而何谓‘无故’啊？”望一眼裴该：“如公子即将周岁，或将召集百僚共宴，行那什么‘抓周’之礼，这算不算无故？如小民百姓，婚丧嫁娶，准不准其聚饮？岁节祭祀，非止祖宗，乃至于祭天祭地、祭溷祭灶，准不准其聚饮？人但好酒，哪里还想不出理由来，则官家如何判定是否违禁呢？
“且既准有故而饮，则不能禁其以粮酿酒，柳掾节粮省谷之用意，恐怕会付诸流水了。”
裴该微微点头，心说裴行之辞锋甚利哪，一如昔日在徐州初会之时——是不是我用错了人，这家伙才应该去搞外交啊？裴通说得很有道理，酒这种东西，终究与后世的烟不同，已经深入到中国各阶层的文化习俗中去了，仅一条祭祀必须敬酒，你就不可能真把它给禁了。
那么仍许祭祀敬酒，不准日常饮用呢？只要想喝，人总是能够找出理由来的。比方说我昨夜做一梦，有先人来训诫我，因而晨起特意置酒祭祀先人，你准不准？再如本地风俗，某月某日要祭风神、雨神，乃至于裴通举例的祭溷（厕所）神、灶神，你又准不准？
难道要因此而再特下一道《禁滥祭令》不成么？
啥，你说只准敬祖、敬神，不准自己喝？可是神之歆享，不过一口气罢了，酒摆在那儿，又不会自己减少，白放到酸，不也是浪费吗？祭肉还准活人吃呢，凭啥祭酒不准活人喝？
再者说了，只要你放开一个口子，就不可能禁止百姓私用粮食酿酒，那这耗费粮谷的本愿可就彻底落空啦，反倒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费。
因为这年月没有蒸馏酒，只有发酵酒，保存期很短，若是酿出来了不让喝，很快就会发酸，只能倒掉，那不是更浪费吗？
耳听得裴、柳二人争论不休，就总体而言，裴通是占据了上风。裴该最终摆摆手，说不如这么着吧——
“酒或须禁，然不必特下严令。子高云酗酒误事，乃可由某自作文章，明言酒之害，宣示百僚，以为劝诫……”改行政命令为政治宣传——“且禁官吏除祭祀、公宴外于公廨饮酒，若带醉入职，亦当严加纠劾。
“至于省粮事，如行之所言，实难禁官民自酿，唯事下商部，不准货卖，或许可以略略有所节省，遏止滥酿之风。”
说到这里，微微一笑，道：“一如大户多蓄家伎，国家亦有官伎，然而普禁民伎也。”
伎的本意是“与”，后来衍伸出“以色艺事人者”的意思，因为主要为女性，故此又产生了“妓”字——在这个年代，伎、妓仍然意通。据说管仲初设“女闾”，为娼妓业之始，其实贵族家庭所畜养的女婢，倘若重其色、艺，也都可以算是伎。只是魏晋之时，对于私人妓院则是严禁的。
也就是说，大户人家养伎，是习惯；官方开“女闾”，是传统；可若私人畜养艺人乃至妓女，以此来获取利益，则不被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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