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北他们在云林待了一个晚上，台湾省农会总干事张永成、国民党立委张丽善夫妇，陪同他们一起去农户和养猪户家里考察。
他们发现，台湾农业的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规模都比较小，耕作的手段和技术比较原始，和大陆一样，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老龄化倾向严重，年轻人都前往大都市发展，不愿意留在农村。
在农村，农会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把一家一户的农户组织起来，在种植和销售方面，对他们进行指导。
和大陆相比，台湾农业最大的隐忧是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比较薄弱，台湾农业相对来说，是一个对外联系比较保守的行业，他们的水果高度依赖大陆市场，但却对大陆农产品的进口，采取了严格禁止的政策，也就是说，他可以出口，但不允许进口。
因为台湾岛本身土地狭窄，每年都会受台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造成了它供应的不稳定，有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马上会导致全岛果菜供应的紧张，价格飙涨，而风调雨顺的季节，又会出现供应过剩，价格暴跌的情况。
不像是大陆，很少会有自然灾害，可以同时影响几大蔬菜供应基地，几大蔬菜供应基地之间，有一个互补和调节的作用。
台湾农民的土地是完全私有的，每家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多，相对来说，在话语权和处置权方面，有更多的自由，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对像成立以农户为基础的专业公司，提供了可能，而且其稳定性，也要大得多，不会出现像渝北公司那样，因为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结构关系，造成的矛盾重重，在这里，只要撬定了人，就撬定了事，而一切都可以以经济制度公司制度确定下来，单纯很多。
回台北的路上，小虎领着他们又去了苗栗县，这又是一个农业县，国民党籍县长林耀昌接待了他们。
回到台北之后，张向北和吴欢在台北又住了三个晚上，芒超陪着他们在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城市转。
台北市人口仅有两百七十五万，从人口规模上来说，只有绍兴、金华、无锡这些城市的一半左右，覆盖的范围肯定太小，台北市周边的新北市，原来是台北县，后来改名为新北市，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人们的心理上，都有一个大台北的概念，觉得台新是一体的。
台北市全域十二区，和新北市全域二十九区、基隆市全域七区，这三个地理上连接在一起的城市，共同构筑成一个台北都会区，也叫大台北，合计人口七百零九万。
依照GaWc(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work，简称GaWC)最新发布国际大都会综合排名，台北都会区在世界城市排名中，次于东京、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北京、悉尼等Alpha 国际二级都会区，与米兰、多伦多、首尔同属于Alpha国际三级大都会。
张向北他们确定，不是把台北，而是把整个台北都会区，列为他们“宅鲜送”台北分公司的范围。
台湾对大陆企业进入台湾的审核很严，从民进党上台之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恶化，张向北他们在台湾的公司，不能直接注册为大陆“宅鲜送”的分公司，而是要在台北注册一个独立的“台北宅鲜送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有两个，一个是富邦金控，还有一个——
他们不能让大陆的“宅鲜送”成为台北“宅鲜送”的股东，而是用他们在维京群岛的那个母公司作为股东，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是维京群岛的这家公司，在海峡两岸，投资了两家“宅鲜送”公司，在大陆是百分之百独资，在台湾，占股百分之四十九。
这样，台北“宅鲜送”就还是一家富邦金控下属的子公司，和大陆的“宅鲜送”没有什么关系。
张向北他们在台北、新北和基隆一个个区转下来，让他们感觉到最头疼的还是台北都会区的城市建设比较老旧，不仅没有大陆城市那样的小区，而且新建楼房的比例，远远低于哪怕是一个大陆的三线城市，城市里低矮的私家民宅居多，老旧楼房居多。
台北的土地和房子，大多是属于私人所有的，不管是台北、新北还是基隆，对每一个城市的市长来说，都更（都市更新）计划都是最难推进的工作，很少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可以用来开发成片的房地产。
更没有像土地收储中心这样的单位，一手进一手出，直接在做土地使用权的买卖。
像小虎居住的仁爱帝宝，可以有六幢楼房组成一个楼群，在台北都已经算是大的住宅项目了，也怪不得这样的住宅就可以卖出天价。
这样的大环境，对他们保鲜柜的安放，和整个的配送工作带来了难度，在大陆，一个小区就是几千户人家，他们集中投放几十个保鲜柜到一个小区，就覆盖了几千户人家，而在台北，同样的几千户人家，差不多要蔓延一条街。
他们不可能把保鲜柜从街头摆到街尾，就是他们想摆，也没有地方摆，土地都是私人的，私人的土地，有多少愿意拿出来给别人提供服务的？
根据张向北他们在大陆的经验，只要保鲜柜不在客户每天的必经之路，比如地下停车场或一楼大厅，他们就会认为很不方便，很多人连从自己居住的楼房走到隔壁楼房，都觉得路途遥远，更别说让他从街头走到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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