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医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上班，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é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
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
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é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里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
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
从话筒里听到我的问答，大家的脸上均现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é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3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32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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