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干冷的北方。因为认识沥川，我喜欢上了北京。毕业时候有去上海的机会——其实上海是我真正的老家——我都放弃了。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整个北京都弥漫着沥川的气息。一别多年，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或者每当闻到熟悉的咖啡味，都会心头忽乱，莫名紧张，以为会再次遇到沥川。
现在，我即将离开温州。因为看见了沥川，我对温州依依不舍。
René说，在瑞士小镇的街头散步，会有老人上来和你说话，听不懂的语言，请人翻译了才明白，老人只是想和你握握手，并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过十字路口，为让一个不识路标的行人，汽车会猛然刹车，停在离你十尺的距离。在美国，同样的情况，司机早就破口大骂了，而瑞士人却会好脾气地向你笑一笑，挥挥手，给你让路。“Swisspeoplearefreakynice!”
除了沥川，我唯一认得的瑞士人，就是网球名星罗杰·费德勒。我觉得沥川的笑容和费德勒非常相似：很温和，很善意，很谦逊，没有狂喜的姿态，有一点点保留，有一点点羞涩。
中标当天的晚上，大家去了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庆贺。很多人都喝高了，René喝了半瓶五粮液，喝趴下的有包括张总在内的五六个。只有沥川，在霁川的严格监督下，滴酒没沾。
除了服务员，我是这群男人当中唯一的女人，大家动不动就把我当秘书用。据说以前的朱碧瑄也是这样。我得提前到场安排菜单，和经理谈酒水的价格，包包里揣着公司的支票。所以，虽然我也爱酒，在这种场合下发酒疯是不合适的。我只喝了一杯干红，非常节制。
吃完饭，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车送回了宾馆。没喝叭下的，留在KTV包房K歌。我可不想挤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当中，给他们当免费三陪。于是说我有点犯困，担心明天会晕机，想早点休息，和江总打了个招呼，溜之大吉。
我从洗手间出来，在门口碰见了沥川。
“你回宾馆吗？”他问。
“……不回。”
“要不要叫辆出租车送你？”
“不用，我散步回去。”我穿着件羊毛短裙，裹着件很厚的披肩。温州的冬天其实并不太冷。
我的眼睛依然是两个核桃，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
他没有坚持。
酒店的门是那种金色的不绣钢十字大转门，推起来非常沉重。我悄悄地想，沥川的腿不方便，走这种转门会很吃力。
所以，走到门口时，我突然说：“等等，还有别的门吗？——我不喜欢走这种门。”
“Claustrophobia（幽闭恐惧症）？”他转身问我。
“不是……”
目光一个来回，他就猜到了我的用意，策杖径直地走进门去。我尾随而至，将转门轻轻拉住，不让它转得太快。
他的行动在转门中果然有些迟缓。不过，他很快就出来了，我也很快跟了出来。
走到露天的台阶，他对我说：“以后，像这种情况，让我走在前面，行吗？我是男士，门很重，理当由我来推门。”
郁闷啊。
“不说是，女士优先吗？”我反问一句。
“如果门已经转动了，你可以先走。我来殿后。”
“不会吧，这都是哪个年代的规矩啊？”看他一本正经地嘱咐我，我只想笑。
“不是什么规矩，只是让你更加方便，如此而已。”
“说到方便，我倒觉得，应当是行动方便的人照顾行动不方便的人。”顶嘴，翻白眼。
“谢谢提醒，我行动很方便。”不示弱，一句话塞死你。
说罢，他挥手叫出租。看见他坐进去，我也钻了进去。
“不是说，要散步回去吗？”他问。
“前面有个关庙，一直想去看看。今天正好顺路，你陪我去吧。”
他冷冷地坐着那儿，弄不懂我的意思，干脆一路都不说话。
我对司机说：“劳驾，司机先生，关公庙前停一下。”
车开了不到十分钟，关庙就到了。我和沥川一起下车。
很小的庙，却有很好的香火。门前一排大红灯笼。当中立一丈许木人，手拿一杆大刀。面如重枣，长髯飘拂，气概威武，头顶有四个大字：“义炳乾坤”。
齐膝高的门槛，沥川进去的时候，很有些麻烦。他不得不用手将是假肢的那条腿抬起来，才能越过去。我们一起来到关公面前。
我点了三柱香，对空摇拜，念念有词，然后说：“沥川，听说过《三国演义》吗？”
“听说过。”
“知道刘关张结拜的事吧？”
“知道。”
“沥川，我要和你结拜。”
“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
“我，谢小秋，要和你，王沥川，结拜成兄弟。”
目光转向迷惑：“为什么？”
“你知道，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兄弟关系要好过同事关系。”
他摇头：“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同事关系，同事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展成恋人。你肯定不希望我们的关系朝这个方向发展，对不对？”
他点头：“对。”
“所以同事关系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我看着他的眼睛，不让他移开目光，“可是，兄弟就不同了。兄弟是不能发展成恋人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了乱伦。乱伦的事，你我肯定不会做，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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