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法语名字。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x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是边缘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modern时期的小说。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吗？”
“只读过Leriredelaméduse，也就是TheLaughoftheMe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看着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不对吧。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你的学问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么样，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三百四十二封，算很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等于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x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口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除夕之夜——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行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名词。”
“什么专门名词？”
“情圣。”
一句话逼死了他。他终于没话说了。
于是，他笑了笑，转移战场：“讨论暂时结束。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
说着，他转过身去，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那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老太太。笑眯眯地问她：“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放到她身边。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咪咪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眼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
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老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那位王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
“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是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是在变相地批评我。赶紧解释：
“王先生非常自信、也非常能干。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会和我说的。”
“你奶奶我阅人无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相信你奶奶的眼光，这绝对是个好男人。”
我心花怒放，笑得阳光灿烂。
沥川走过来，将洗干净的假牙放在杯子里递给老太太，顺手还递给她一张餐巾纸。老太太用纸掩了面，戴上假牙，向我们回首一笑，灿如白雪。
她伸出手来，和沥川握了握，说：“我姓花，叫花箫。我是画画的。”每一个字都以H开头，我很紧张地看着她，担心她的假牙会再次掉下来。结果，她说的话我没听清，以为她叫花椒，想笑又不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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