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吕布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印度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吕布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吕布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吕布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对于于吉这个人,吕布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汉顺帝时期有个于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
汉献帝建安五年,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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