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中国国民政府一级上将，第三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郑永，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命令。
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此时，侵华日 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在刚刚才接任侵华日军总司令职务的冈村宁次的带领下，中午１２时整均集合在广场前，按平时遥拜式队形聆听天皇“玉音”广播。
从司令官到士兵，每一个人都如木桩似地站在空阔的广场上，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很平静，但天皇的每一句话，都使他们震惊、绝望，直到广播结束，一个个还目光呆滞地站在烈日下。
就在天皇发布投降诏书的当天，冈村宁次收到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电令：要求侵华日军放下武器，接受投降。
８月２１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命飞往湖南芷江洽降。
当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冈村宁次专机接近常德上空时，突然从云端中飞出６架野马式战 斗机，围绕专机转了三圈。经辨认是美军飞机前来引航时，今井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呆坐 在座位上默默无语。
今井武夫到达芷江后，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参谋长萧毅肃、第三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郑永，以及美军有关人员经过两天的紧张会谈，基本完成了洽降的准备。
在蒋介石的亲自指示下，出人意料的，并不是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投降，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落到了在抗日战争之中立下了无数赫赫战功的郑永身上。
受降地点，则选在了光复有多少时候的南京！
国民革命军陆军１１１师和３６师负责南京治安及受降现场安全工作。
１９４５年９月８日上午９时。
由八架战机护航，郑永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时，曾经最凶残的敌人向中国军人双手捧上投降书
那一刻中国人民终于在拿年艰苦抗战后取得了彻底胜利；那一刻，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喜悦浸润着泪水。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９时，是中国选定的“三九良辰”。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就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
当时的南京城里，人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流露出对胜利和平的欢欣。
从南京中山东路原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每隔五十米就竖立着一根漆成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
旗杆边上，并排站着刚刚由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１１１师的武装士兵和宪兵，头戴钢盔，身穿哔叽呢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威武挺立。
黄埔路口还矗立着一座松柏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缀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
受降地中央军校也作了专门布置，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十四个金字。
正门和其他出入口均有１１１师战士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
礼堂正中就是签降所在，被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受降席桌子边放着五把皮椅，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
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七把木椅。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盟国高级官员观礼席，东侧为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
礼堂大门的两侧各设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签名册上印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签名册”字样。
８时５２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时任中国战区第三战区最高司令长官的郑永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８时５８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七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军军官们都是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
冈村宁次当时戴着眼镜，深深地低着头，一言不发，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席居中座的是第三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郑永：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七人。
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工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郑永不是另一段历史上在接受日军投降时表现得懦弱无能的何应钦！
当佩带着指挥刀的冈村宁次进来之后，郑永端坐在那一动不动。尔后，在中国士兵的监督下，冈村宁次走到了郑永面前。
然后冈村宁次低着头，解下了自己的指挥刀，弯着腰双手将指挥刀高举过头顶，有些颤抖的将代表着自己身份的指挥刀递向了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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