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里，征求陈凯认同的书信在扬帆起航，径直的送到了广州城的咨议局，由一众琼州府籍的议员向陈凯转交。随后，回信同样在波涛中远行，渡过了惊涛骇浪，最终返回到了琼州府城的粤海商业同盟分部的议事大厅之中。
“抚军老大人是支持咱们发展造船业的！”
首倡的会员振臂一呼，众人亦是为之振奋，哪怕是那些根本就没打算参与其中的会员，见得陈凯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样免不了如此。
陈凯在信中对于他们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是感到欣慰的，尤其是建造欧式舰船的打算更是得到了陈凯的赞赏。用陈凯的话说，泰西诸国在航海技术上已经超越了中国，这是海贸的巨大利润驱使。最直观的，泰西诸国的船比中国的船更大，且更加适合远洋航行，这是长久的经验积累所致，所以想要赶超就须得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达到新的高度云云。
陈凯的文字中洋溢的是对走向海洋的憧憬，这是他们在之前并没有想到的，因为从最开始的初衷，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助于造船业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的出现，从而提升对棉纺业靠天吃饭的风险的抗打击能力。
回信在会员间传阅，书写着这些文字的同时，陈凯的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很久很久以前，一次他与郑成功之间的对话，以及那一次对话过后，又过了很久之后郑成功对他们当时都存在质疑的一个问题的完整解答。
“那一次谈到的关于大明战船较小的问题，我专门查阅了记载，也向忠勇侯他们详加咨询过，问题其实是出在了对手上。
“对手？”
“是的，对手，确切的说是倭寇。从三宝太监下西洋以来，大明海疆一片祥和，再加上北方针对蒙古鞑子的军事防御侧重，长此以往，使得水师废弛，到肃皇帝时战船十不存七，十足大量逃亡，等到倭乱一起，沿海各省就全然是一个有海无防的结果。那段时间，大明确有重新整顿海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俞龙戚虎，尤其是前者，十分重视发展水师，在家父主持闽粤沿海海防之前，俞家父子可以说是一手打造了闽粤两省的水师。”
俞大猷一生先后出任过浙江、福建、南赣、广东、广西等五个省的总兵官，在广东、福建期间，曾主持大力重建水师。嘉靖抗倭期间，俞大猷与戚继光配合，往往是俞大猷凭水师、戚继光以陆师联手对敌，倭寇无论多么大的声势，在俞龙戚虎面前日常性的满地找牙。
等到俞大猷死后，倭乱已经不再是东南海防的主旋律了。欧洲殖民者的袭扰，尤其是荷兰人曾几次三番的对福建沿海及澎湖列岛下手，除了万历三十二年的那一次是当时的福建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设法将其逼退以外，此后皆是俞咨皋在与荷兰人交锋，从铜山、厦门，到澎湖，海战、围城、攻城，从未少过，最终迫使荷兰人放弃澎湖，转而经营台湾。
俞家父子长期在闽粤沿海出任水师高级军官，对明王朝水师废弛的重新恢复是称得上劳苦功高的。倒是，俞大猷动不动就被弹劾，俞咨皋好容易把荷兰人折腾明白了，又碰上了大玩家郑芝龙，结果落得个被革去世袭军职的处罚，只能道一句武运不佳。
“俞武襄在世时，当时大明水师主要的对手还是倭寇。倭寇侵袭，其目的归根到底是劫掠二字。是故，倭寇往往驾驶着轻便迅捷的中小型舰船，迅速突入近海登陆，而后分散劫掠，作为防御方的水师是很难有效阻拦的。”
“倭寇的战法如斯，而大明水师当时的舰船规制尚且多是400料的大船，速度上本就不及倭寇的轻便小船，再加上吃水深的问题，在沿海往往是碰上了倭寇也绝难追得上。如俞武襄就曾有过驾驶大船追击，结果眼睁睁的看着倭寇从浅水区从容逃走的例子。”
“于是，从那之后，为了有效堵截已发现倭寇船只，大明水师只能把大船改小，从最早的400料改成200料，后来还不行，就继续改小，到最后就都是150料、100料的中小型战舰了，大船也就是9到10丈的福船和广船。”
“但是，这样的战舰对付倭寇却恰恰好用。不光是在航速和吃水上不再吃亏了，王师的战舰上装备有一门四五斤炮子的发熕及少量的佛郎机炮，再加上一些碗口铳、火砖、火逑、火箭之类的武器，倭寇本就是只是海盗，以劫掠为生，日常对付的都是平民百姓，所以手里往往也就是些在日本称之为铁炮的鸟铳，以及一些竹弓，王师就重新得到了优势……”
明朝的航海发展史在最开始的时候便达到了巅峰——郑和七下西洋这即便是在后世也是多有被学者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不光是仅限于国人，许多外国的学者也有过涉猎，其中陈凯依稀记得有位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潜艇艇长就曾写过一本关于郑和下西洋先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澳洲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上很是火过一把。
由于宝船和相关记录在后来遭到了反对派的焚毁，宝船的规格、形制以及诸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论的谜题。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年的那支舰队确确实实的进行过远洋航行，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南中国海，更是跨越印度洋，抵达红海和非洲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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