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张家口，谢昌云还是住在军区大院带月亮门的那个小院里，不过他除了应酬之外，午饭晚饭基本都是与王秋一起在李一权家吃，就相距一百多米的距离，谢昌敏肯定不会让弟弟和弟媳妇另外开伙。
十四号吃完晚饭之后，李一权跟着谢昌云一起回到了他的小院，过了一会儿邓汉祥、傅作义、张学良和赵一荻也相继来了。
明天是外蒙古公投的最后一天，大家心里都不平静，都想找个地方畅述一下以缓解压力，因此彼此见了面都是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
王秋先是给李一权泡了半壶信阳毛尖，一见人来多了便赶紧的又重新沏了一壶。这个信阳毛尖是上个月初采摘的嫩芽，味道清香却不浓重，因此一各普通的瓷茶壶里差不多要放上小半两茶叶，才能泡出碧绿的色泽和可供回味的甘爽来。
谢昌云这才来带了不少今年新下来的绿茶，滇绿、都匀毛尖、衡山云雾、庐山云雾、碧螺春、黄山毛峰、龙井这些名茶都有，这几天差不多都送了人，其中谢昌敏和王秋还带去了北平好几斤，换回来的贺子珍给的好几筐樱桃和十几盒宫廷糕点，也被谢昌云让分给了大家，张学良等人那里都有送过。
大家也都习惯了谢昌云这种走到哪里都是大派送的做派，所以除了那木济勒色楞之外，也没有人与谢昌云客套，送来什么都痛快的照单全收，也不必专门道谢和回礼，只有那木济勒色楞第一次回送了一对前清宫廷里传出的玉如意，第二次又要回送一串颗粒如榛子般大小的珍珠项链，结果被张学良给拦下了。
张学良按辈分虽然比那木济勒色楞矮一辈，但地位却在那摆着，于是便郑重的告诉那木济勒色楞，“贵重礼物送一次也就罢了。以后再要来往，一些草原上的土特产就可，数量上也不必太大。”
那木济勒色楞道：“这样能行？”
张学良道：“你就是把你的王府送空了，谢副委员长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不太了解他，他极能赚钱却不贪财、富可敌国却不误国，这些年花在外蒙古的两千多万，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拿出来的。你若真有心结交他，更重要的是以诚相待。”
邓汉祥二十年代中期曾担任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那时与那木济勒色楞有过交往，也算是旧识了。而今邓汉祥既是谢昌云的私人顾问、又是谢家三少爷的干爷爷，那木济勒色楞求问邓汉祥，得到的也是与张学良同样的说法，这才彻底收回了以财物结交谢昌云的念头。
五月中旬的张家口，到了夜晚还有些丝丝的凉意，滚热的香茗由口中暖至腹腔，立刻给人带来了很舒适的感觉，各种话头也就扯开了。
来的都是有城府的人，谁也不会直截了当暴露自己的心境，只是拿着一些开心的话题来排解心中的焦躁，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张学良与傅作义十九年前的对手戏上。
要说张学良与傅作义绝对是老交情了，不过最初不是朋友的那种交情，而是战场上的对手。1927年傅作义作为晋军守涿州的主将、与奉军主帅张学良在涿州从十月中旬一直打到了十二月底，硬是以不足万人兵力抗击住了几万奉军的攻城，最后双方谈判，傅作义才放下了武器走出涿州城，由张学良亲自把他接到了天津，给予了很好招待不说，最后还放任他逃回了山西。
谈到那次涿州之战，张学良道：“战术落后呀！与现在无法同日而语。我们奉军在涿州外围有二十多门大炮，还有十几架飞机助阵，我自己都驾着飞机飞到了涿州上空观察。可是炮火分散使用、步兵炮兵前后脱节、飞机也不能跟地面配合，结果反倒成就宜生兄成了守城名将。”
傅作义笑道：“幸亏张副主任所说这样，否则要是以今天的战法、兵力武器原封不动，涿州城就是我的最后归宿了。”
张学良道：“宜生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虽然我对你睁只眼闭只眼，可你在天津也不能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溜走了。”
傅作义道：“我要是真打招呼，能不能走得了就另说了。用谢副委员长的话形容，就是什么时候都得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张学良道：“幸好东北后来易帜，不然我们再次兵戈相见，我就不会再把你放走了。”
傅作义先是拱手、然后又端起茶盅道：“我这里以茶代酒向汉卿兄赔罪了！”
张学良也端起茶盅一饮而尽，“如此我也不与宜生兄计较了！”
邓汉祥道：“从辛亥年武昌起义至去年三十四年间，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今天敌人、明天朋友、后天又反目为仇，内战外战始终没有停息过，致使国家民族饱尝苦难、有志之士泣血枕戈。如今国家临近大统，分离之地有望回归，细细想来，昔日恩仇情仇皆为过眼烟云。”
张学良道：“是呀！我当过剿共司令，谢副委员长和李司令当过红军；我是北伐对象，宜生兄是北伐将领；辛亥时邓先生为起义军湖北都督府参议，段祺瑞为清军进攻武汉的总指挥，后来段祺瑞任北洋政府总理，邓先生又任国务院秘书长；而先生这一职务的丢失，又与奉军入关不无关系。是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是重振中华的责任，让我们最后走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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