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陆续也有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毛泽东还是没能说服大部分人，所以政治局最终并没有通过适当改变策略和做第二手准备的建议。
不同意毛泽东意见的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蒋介石的仇恨仍然刻骨铭心，另一方面则是坚信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绝不会放弃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机会。
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却是《真理报》等报刊发表了文章，一致对西安事变持以批评态度。一种不详的预感似乎笼罩在了这些人的心上。
在西安，下午五点半，距酒宴开始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与广东特使谢昌云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下午张学良和杨虎城紧急磋商后临时决定的，并由孙蔚如提前将谢昌云接到了新城大楼。
因为仅仅今天一天的时间，外界的形势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继广西等省通电之后，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也于当天下午发表了类似内容的通电，另外还有多位知名人士发来了电报，表示了对广东和平解决事变建议的支持，有的甚至直言要求立刻释放蒋介石。
而中央军也在当日抢占了潼关，并继续向华县以东缓慢推进。
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西安事变强烈批评的文章，更是给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当头一棒。
获得地方实力派拥护的愿望已不存，而依靠苏俄的设想眼见也将化为泡影，共产党也极有可能受苏俄影响而改变态度，这些都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原来预想的局面几乎是相反，不由不让他们感到了万分焦虑和不安。而端纳带来的蒋夫人宋美龄的亲笔信，还有一些从华清池蒋介石住处查抄出来的证明其正在进行抗战准备的资料，更是让张学良对发动兵谏的行为是否正确产生了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该怎么走？
广东高举和平大旗一呼百应，似乎已成了各地实权势力的核心。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有必要和广东特使很好的谈一下了。但张学良先前已经表示了没有时间，现在临时再出面未免有出尔反尔之嫌，所以只能接着原来的安排由杨虎城提前出面与谢昌云做实质性接洽。
宾主寒暄过后，杨虎城就以极低的姿态向谢昌云讨问起了对下一步局势的预测。
谢昌云稍作客气道：“讨教实不敢当，但与杨主任在一起互作探讨我还是愿意尽言。各方对事变的态度想必杨主任已经心中有数，而苏俄报纸上发表的言论我已经通过广东的来电获知了，其中那些指责西安事变是与日本人相勾结的一个阴谋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请张副司令和杨主任不必介意，但不能不说这是苏俄所释放的一个信号，要不了几天，苏俄对事变的最终态度就会揭晓，到了这个时候中共的态度必会发生根本转变，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会成为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住了。”
杨虎城听罢语气沉重的道：“请问谢特使，你觉得蒋委员长会轻易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吗？如果在此之前南京的几十万大军开始全面进攻，我们是置生灵于涂炭，还是放弃西安暂避他处？”
谢昌云道：“蒋委员长的态度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这就看你们怎么把握好条件的尺度，并怎么样利用好各方面关系来做他的工作了。至于潼关方向的中央军，如果何应钦有本事能让几十万人马都听他的指挥，蒋委员长的位置就早已坐不住了。所以虽然必要的防御准备应该有，但杨主任和张副司令在这方面也不必过于担心，最应该的担心是时间问题，一旦把解决事变的时间拖延下去让日本人或者是亲日派趁机钻了空子，二位将军就要从民族功臣沦为民族罪人了。”
“民族功臣？民族罪人？哪一个称号我们也担不起，也不敢当，我杨虎城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杨虎城仰靠在椅背上。双目紧闭闭缓缓的摇着头，
现在已成骑虎之势。继续扣留蒋介石，肯定是为天下所不容；而如果轻易放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手段杨虎城又不是不深晓。可以看出杨虎城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和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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