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南京使用的还是与前世同样的手段，但而今的情况却大为不同了。
广东不但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具备了与南京抗衡的能力，而且由于其新政以后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使得民众士气高涨，内部人心稳定，即便是有个别怀有异心的，也因判断不清形势而不敢轻举妄动。
特别是，廖广泽的编整司令部数万精兵镇守在广州附近，而韶关兵工厂又控制了新武器的来源，旁边还有一个谢昌云直接掌握的保安总队随时可以调动，情报部门的触角也四处遍布，如果没有廖广泽和谢昌云的参与，任何拥兵倒陈的图谋都不可能实现。
归根结底，陈济棠只要不采取联桂出兵反蒋的举动，广东就可以做到内部稳定。而只要内部稳定，就可在与蒋介石周旋中从容施展各种手段来化解危机。
陈济棠在与方鸿进、谢昌云、余汉谋、廖广泽等密商之后，便以极高的规格和十分的热情接待了前来广州的李宗仁。
陈、李二人在会谈中一同痛斥了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排除异己、妄图实行独裁统治的野心，以及拒不抗日、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陈济棠对李宗仁提出希望与广东联名呼吁南京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开战的建议表示了完全的赞同。
但对于两广出兵赴华北平津一带与日军作战一事，陈济棠则表示尚要看南京对两广呼吁的态度、以及与部属幕僚协商的结果而定，而且出兵非同小事，还需时间来进行认真准备。
不过为表示诚意，陈济棠同意将要求出兵抗日的条文写进通电中，并与李宗仁约定，如果南京执意单方付诸武力，以湖南的郴州和永州为界，一旦中央军越过这两地中的任何一地，两广就即刻结成军事同盟共同联手抗蒋。
同时，陈济棠还向李宗仁赠送了足可以装备一个满员师的五千支步枪、一百二十挺轻重机枪和五十万发子弹。
李宗仁虽然对没有马上说动陈济棠出兵北上而感到遗憾，但毕竟在两广联合方面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诺，所以也算是不虚了此行。
在李宗仁返回南宁的第二天，两广分别在广东和南宁发表了敦促南京政府立即对日开战的通电。
两广的再度联合以及有举兵北上的意图，立刻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冯玉祥、杨虎城、张学良刘湘等，包括共产党随后分别发表的支持通电，似乎又让人感到了一场大乱在即。
南京政府很快做出了回应，指责两广所谓的抗日，意在蛊惑人而另谋它图，并要求两广应首先结束分立，在中央政府指导下整顿内部、统一军政，然后再言出兵抗日。
同时，驻湖北、河南一带的中央军也开始沿陇海、平汉、粤汉铁路集结，摆出了一副即刻准备南下的架势。
就在局势纷乱之际，上海《申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特派记者何欣怡对陈济棠的专访报导。
陈济棠在接受采访中系统的总结了广东几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用一系列数据来论证了广东的发展对内地经济和中央财政的巨大拉动作用，表明广东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中央政府的独立体。
接下来陈济棠又披露了广东曾向中央政府所做出的各项承诺，以及两年内已先后主动向财政部上缴了数百万元用于交通建设、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的专项资金，并已与财政部拟定今年下半年还再上缴三百万元的事实，借此申明了广东早已开始为全国统一军政做着积极的准备。
陈济棠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如果再步步进逼，只能是证明其缺乏以过渡方式解决广东问题的诚意，不仅失信于人，也让广东处于了两难之境地。不得已时，广东只好将用于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转用于内耗之争了。战火一旦燃起，烧灼的将是一切爱国人士与民众之心，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谈到两广要求出兵抗日一事时，陈济棠表示这既是军人守土之责，也是为了顺应广东民心，同时更是被南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所迫。
陈济棠最后庄重表示，请全国各界人士作证，请广东父老乡亲监督，如果中央政府能够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具体计划，广东即可秣兵厉马暂时等待。若全面抗战之日，就是我等一切听从中央调遣之时。届时广东将倾所有投入抗战，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人，不血我中华之耻绝不言罢！
《申报》的这篇采访录，立即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讲话和声明，对南京政府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一心想要实行独裁专政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评击，各大城市的学生和民众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广东省更是连乡村都搞起了万人签名活动。
同时广西也宣布驱逐在广西的所有日籍军事教官，中断和日本的一切军事往来关系。
宋子文等一些政府要员和张静江等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资深人物，也表示希望中央政府做出适度的让步来平稳解决与两广的争端。
一些在南京担任高级军政职务的两广籍人士，也对政府与两广之争态度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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