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韩琦和富弼在福宁殿接受英宗赵曙的召见，主要就是为了讨论王静辉所来的信件中的内容——隔离。这也是富弼和韩琦想说但又不敢说的问题，他们对权贵人家的家人出城躲避瘟疫到没有什么看法，但王静辉的来信中却指出：在这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刻，任何人口流动都会使本来就很严峻的防疫工作增添了巨大的麻烦——瘟疫会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带到其他地方传染给所接触到的人，到城外乡下躲避瘟疫的人也很有可能使瘟疫传染给原本没有瘟疫的地区，从而造成所在乡村也跟着变成疫区。在信中，王静辉恳请英宗赵曙一定要果断下令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瘟疫患者所在地进行隔离政策，由正在城中巡逻的禁军强制执行，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王静辉给颍王赵顼的信件在宰辅韩琦、枢密使富弼还有刚刚赶到的参知政事欧阳修手中传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英宗赵曙的手中，“各位爱卿，都说说吧，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控制住瘟疫的蔓延？正如王静辉信上说的那样，现在这个汴都开封都已经有瘟疫患者出现了，也就是说瘟疫差不多已经扩大到全城了！”
御案下的这三位重臣相互看了一眼，在对方的眼中倒是没有惊慌的眼色，但眼中却都是透出了犹疑，这就使他们各自对其他两个人的想法了然于心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情况下，要想控制住瘟疫的继续扩散，成为他们真正的恶梦，唯一的办法便是按照王静辉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做——立刻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但问题是这是有悖于传统道德的，将会冒着更大的风险——御史台和知谏院的弹劾！尤其是宰辅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如果是他们两人提出来的话，那风险要比富弼要高的多，由于刚过去不久的濮议，皇考派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虽然胜了，但那些眼睛还盯着他们两人犯错呐，搞不好就是外出钓鱼的命运在等着他们两个人！相反枢密使富弼的境况就要比他们两人强的多，至少人家是皇伯派的重要人物，至少两个月前还和兰台的人站在一个战壕里，不是人家的眼中钉，但富弼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只要他一张嘴，肯定同样会有御史台的奏章在等着他，所以他也选择了闭嘴，等着别人先开口。
颍王赵顼可不知道底下这帮老狐狸的想法，两天前王静辉去救治病人临走前还一再恳请他务必要以百姓身家性命为重，说服英宗赵曙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采取隔离措施以便控制瘟疫的蔓延。蜀国公主当时也在旁宽慰这个才子而做了保票的，颍王自己也是在心中认为王静辉的办法是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因为他在这次瘟疫爆发前所提出的建议在发生瘟疫后控制局面都起到了极大作用，再加上王静辉本人又是汴都很有名的郎中，这使得他在考虑怎么来控制这次瘟疫的时候，王静辉的建议是最优先考虑和执行的！
“父皇，儿臣认为王静辉在书信上所写之言对如何控制这次瘟疫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每个城区都有患瘟疫的患者，这说明瘟疫已经扩散到全城，如果立刻实行对有瘟疫患者的街区隔离，那样会很好地的控制瘟疫的进一步蔓延。所以儿臣恳请父皇对那些患者所处的街区进行隔离！正如王静辉所说：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如果我们再不控制瘟疫的蔓延，汴都开封比之郢城人口多出十倍，那酿成的祸端也要大上十倍，为百姓之安危，还请父皇慎之！”颍王赵顼终于无法忍受福宁殿中的沉闷，跳出来为王静辉说话了。
其实其他几个人那会不知道这信上建议采取隔离不是好办法，只是没有人愿意开这个头，承担朝堂之上其他大臣对此的质疑罢了，毕竟事关传统道德，这条线即便是韩琦等人也要慎重对待，不轻易迈过这个界线。不过刚才颍王赵顼引用王静辉信中所举的史例来说明瘟疫的严重性，更使他们心弦颤动：“死者十七八”，汴都有超过一百万近两百万的人口，瘟疫一起不受控制，这究竟要死多少人？！
参知政事欧阳修向前躬身说道：“圣上，这在瘟疫发生时采取隔离之法来控制其继续扩大蔓延的做法古已有之：晋时就有家臣染病，臣子百日不能上朝之说，虽然当时有人说这是‘不仁’之举，但却是非常有效，不过反过来说患上瘟疫的臣子还要上朝，那岂不是把瘟疫传染给其他大臣甚至是皇帝，这就大大危害国家的稳定，臣窃以为这样做是‘不孝’、‘不忠’之举！颍王殿下说的有理，还请陛下为汴都的百万百姓慎之、再慎之！”
欧阳修不愧是文豪，同样是引用史例，但却是顺带批驳了那些反对隔离的人“不仁”的说法，将这些人上升到不仅是“不仁”，更是“不孝”、“不忠”，试问这顶高帽子谁能戴得起？谁能承受的住？宰辅韩琦和枢密使富弼与英宗父子这时候看欧阳修的眼光已经是极为钦佩了，他们让禁军散布在城中大街小巷执行巡逻任务，其实现在已经是在执行有限度的隔离了，情况危机时刻就会一声令下变成正大光明的隔离，只不过现在缺少一个同样理直气壮、正大光明的理由罢了，不过欧阳修引用史例，并且加以批驳，扣上了这么大一顶帽子，相信待会儿在垂拱殿中议事的时候，那些反对者一定不会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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