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散布谣言，动摇军心（说白了就是吃饭喝酒嘴大了一把），还有人拿了小摊贩的小物品没给钱。
按理说这跟之前银枪效节军那帮子兵痞做的事情比起来，根本都不算事儿，可见现在的银枪效节都还是很规矩的。
但是李存进不这么认为，他现在的任务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必须杀个把人来立威，否则没法完成任务。
于是乎，散布谣言以及强取他人钱财一钱以上者，全部被抓到菜市口砍了脑袋，然后还不准收尸，让人免费参观，做警示教育宣传。
这绝对是乱世用重典了，你想想，当兵的拿了别人一块钱，然后被砍了脑袋，惨不惨。
不管你惨不惨，军纪搞好了就行。
现在的银枪效节军都成了乖宝宝，正所谓棍棒之下出孝子，李存勖硬是用大刀砍出了一支纪律部队。
银枪效节军本来就是五代时期的特种部队，现在这支部队纪律松散的短板又被补上了，完全就成了一种无敌般的存在。
它就像一柄千锤百炼的利剑，发硎之日，必将耀人眼目。
在整治完军队之后，魏博的行政班子也要进行一次清洗。（刚接手魏博的时候不好意思洗，现在是洗洗更健康）
被清洗的人是司空颋。
司空颋是魏博实际的控制者，他以节度判官之职，代行节度使职权，权势不可谓不大。
而魏博是晋国与大梁交锋的最前沿，这个地方必须万无一失，最好能够控制在自己人手里。
像司空颋这样的人，本身不属于晋国体制内的原班人马，同时又处在最为关键的位子上，怎么看都有点违和之感。
有点违和也就罢了，你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用工作成绩和赤胆忠心来赢得大家的认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时候的司空颋是最应该夹起尾巴来做人的人。
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相反，他大权独揽，排除异己、收受贿赂、骄横无礼、奢侈腐化各项违法犯罪指标全都达成了。
这样一来，晋国的人把他当外人，魏博的人把他当坏人，里里外外他都不是人了。
不是人的人，很容易倒。
司空颋倒在了一封信上。
这封信是他写个自己本家侄子的，内容是让身在外地的侄子到魏州来享受高官厚禄。
按说人家司空颋给侄子写一封信，想要在前途方面给后辈予以照顾，这也算不上是错。
但错就错在这个侄子所在的地方——大梁。
当时魏博有一个叫做张裕的都虞侯，这家伙犯错被司空颋责罚过，记仇了。好巧不好（也许是蓄谋已久），司空颋派去送信的使者被这个张裕给逮住了。
张裕大喜过望，先把这个送信的人屈打成招，然后给司空颋安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报告给了李存勖。
好一个“里通外国”，在敏感的时间点，处在敏感的位子上的司空颋，被人举报了一个十分敏感的罪名。
无论这个罪名成不成立，他都是凶多吉少，因为晋王李存勖关注的并不是罪名的成立与否，而是整个对梁战争的以防万一。
李存勖不能冒险，也不敢冒险。这时候又有一个关键人物说了一句关键的话。
这个人是郭崇韬，此人文武全才，是李克用留给李存勖的遗产之一。
郭崇韬现在参与晋国机要，是李存勖的智囊。
这个智囊看司空颋很不顺眼，所以他所说的那句关键话是害人的话。
司空颋由此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李存勖对他说：“我得到魏博之后日常事务都委托给你，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派人去召自己的侄儿回来难道不能提前向我汇报吗？”
司空颋肯定是很郁闷的，在他看来召唤自己的侄儿是家庭私事，何必劳师动众向晋王汇报呢，人家晋王日理万机也没空搭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
但从李存勖的角度却不这么认为，魏博是下一步对梁战争的军事基地，你是基地负责人，你的事没有小事，特别是从敌国召人的这种事更不可能是小事。
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会一样。
司空颋为了这个不同的结论而被满门抄斩。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官的也一样，前任节度判官被斩了，那就再换一个新的吧。
新人很快就上任了，这个人叫做王正言。
说是新人，其实是旧人。
当时张彦作乱，想要起草对大梁的奏表，首先找到的就是当时的节度判官王正言。
结果王老先生才思不通，又被刀兵所逼，汗流浃背，越发不通了，提笔悬空老半天，硬是写不出一个字来，被张彦一把拽走，提了出去。
王正言走了，然后才换上了司空颋，司空颋当时衣衫都被乱兵扯破了，衣不蔽体，披了一面粗布就被架了进来，当即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成了一张文采华丽的奏表，为众人所叹服。
这一相比较，司空颋实在是高出王正言太多太多了。
然而，有时候才分太高了也是一种原罪。
现在司空颋完了，王老先生又光复原职了。
王正言一来年纪大了，二来没啥才能，但他是本地人，便于开展工作，所以说这种人用着放心，而且省力，是新任魏博掌权人的上上之选。
掌权人定了，但这是个不会干事也干不成事的人，必须为他配备一个干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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