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西北流民成军，声势愈大，过黄河，号为黄金军，入河南。
七年，以陈奇瑜都督五省拒之。九年，张献忠入四川，建号。
因以黄金军入蜀，故称黄蜀。
十一年，各军剿黄金军颇得成效。
十二年，孙传庭总督西北。
十四年，李自成整合黄金军余部，进逼洛阳，孙传庭以秦军力拒之。
健康十五年，后金犯锦州，以洪承畴督蓟辽拒之。洪持重缓进，兵部有主张速战者，为吴襄呵斥。
后金师久无功，终于退却。洪部亦归。
十七年，李自成、秦军对峙潼关。吴襄及家眷归辽，为人袭杀。
襄子三桂接掌禁军，彻查此案，诛故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陈新甲等数百人。
太子奔南京，号召南京讨明贼吴三桂。史可法出师北伐，不利。
洪、孙诸将劝和。太子自号监国，以史可法为兵部尚书，东南自保。
中原、黄蜀、江东三足之势初成。
呵呵，随便幻想历史。
不过，反正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死的话，大明没有那么快倒台是肯定的。
因为，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这对黄金搭档，如果时局真的不济，跑路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如果崇祯肯跑路，大明也同样能续命，怎么样都不会让建奴那么容易过长江。
有长江天险，建奴没有水师。
有号召力的皇权，各地不会大乱。
有水路纵横的大纵深地带，建奴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大明这个超级大礼包。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不管是太正面，还是太反面，韦宝都觉得不合理。
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后人灌输印象就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明熹宗实录》不是这样，事实也不是这样，韦宝就有直接的话语权，人家天启皇帝朱由校是爱思考的人，就凭这一点，这个人是肯定聪明的。
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
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
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
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
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以清修《明史》说，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
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
不象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
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
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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