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论“三不朽”的标准不能和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上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广泛。
比如南北儒者们承认的，自北宋以来的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朝廷的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并且为后面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治国的“事功”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都失败了，没有建起治国的大功。
但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这“立功”就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而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就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成功上位“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才智能力和魄力之外，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在党内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的“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不朽”荣耀造就了追随者的至高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既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又加强了身居“台前”的士大夫党.员对她的拥戴之心。
对名可秀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还有“立德”“立言”——在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其成法可为后世遵循，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她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范围是模糊的，“三不朽”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的的认可和尊崇。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要获得“儒宗”这种尊崇的认同感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为官学《中庸》教本后，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就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更重要的是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何以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的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著文《中庸》，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就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一样，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范仲淹提倡《中庸》才开始注重，二程的《中庸解》是宋儒做的《中庸》经解中最出色的，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思想的纲绳——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这个“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是散乱地围绕它，因为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她诠释的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
——将儒学化繁为简。
这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做得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否则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全面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了儒学也害了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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