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吴世恭就记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中有位牛人——闯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过李自成，那么洪承畴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军事统帅了。所以吴世恭就把洪承畴的名字给牢牢地记住了。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纳闷，现在的邸报中，怎么闯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却变成了闯将了呢？反正这个问题也难以搞明白，也就暂且搁置吧。
另一点推测就是：洪承畴的立功，已经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备。因此，他们并不给洪承畴以授权，让他可以带兵进入山西剿灭农民造反军队的主力。
郑凌当然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也都是来自于邸报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的。吴世恭一看以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确实如郑凌所推测的一样，洪承畴这只老虎现在却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陕西境内，不能够跑出来啦！
吴世恭是不知道，这其实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而做出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现在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与崇祯皇帝也处在蜜月期。
我们已经知道，温体仁是位一心为“国事”的人。不贪财好色、不结党营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因此，任何政敌都难以抓住温体仁的小辫子。
当然，温体仁的“国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并且温体仁还是位权欲相当强烈之人。虽然洪承畴的威胁还比较远，但是温体仁依然要未雨绸缪。万一洪承畴出兵山西把农民造反军队全剿灭了呢？那一定会酬功升任兵部尚书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阁。
而有了军功在手，洪承畴就很可能威胁到温体仁首辅的位置。还不如现在让洪承畴老老实实地待在陕西，让其他的官员分润一些功劳吧。
不过吴世恭肯定不会知道这些高层的隐秘事，他的官职也太小，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但是，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
通过邸报所知，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而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明军作战中，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这一打游击战，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而河南的士绅们（这些士绅背后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向朝廷请求，由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
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
可是，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这时崇祯皇帝还是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崇祯皇帝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所以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皇帝也当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面前吃过太多的苦头了，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够自打耳光，任用太监派到军中充当自己的耳目，以此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
但是，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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