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司法局的路上，沈睿明一直在考虑刘翔给他的任务。当然，从旧时空的法学老师们来说，刘翔这算是“粗暴干扰司法独立”，“行政干预”的典型了。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说到底，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律首先是统治者的工具，而非枷锁。
至于他提出马锡五审判法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在梁心虎给司法口的秘密报告中已经了解到不少广州本地的司法实践情况。总体来说，司法口在海南推行的那套简易审判体制，到了广州依旧显得过于繁琐――特别是眼下正处于敌我双方角力，大案要案不断的时候。法律必须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只考虑法律问题而不考虑政治和社会现实，无疑是陷入了法律原教旨主义的泥潭。
一路上到处是挖渠清淤，铺装路面的工地，沈睿明的轿子走走停停，不时还得绕路，回到大佛寺，新“家”已经安顿完毕了。两个女仆正在卧室里忙着收拾布置。他的办公室已经打扫布置好了。
座椅家具，自是抄家物资，不过房间布置的很是舒适实用――办公厅在长期的工作中已经摸索出一整套对传统房屋的改建、装修的方式。市政府总务科也依样画葫芦的把这里改造过。无论光线还是房屋的实用性都上了一个台阶。
沈睿明觉得挺满意，正要坐下来翻看下刚刚送来的案卷：梁心虎已经派人将巫蛊案和与关帝庙人马有关案件的相关卷宗送了过来――实话说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主任……又……手张来，要现你。”
波斯女仆能说一些中国话了，只是发音欠佳。这个贵族家出身的女奴十分聪颖，在临高二年多，已经能大概看懂报纸和信函了。
随着通报进来的，正是先来一步的梁心虎。
梁心虎当初抱着“当广东中院院长”的野望来得广州，到到了广州之后忙的像个陀螺一般，就没正经的停下过。一方面是因为确实各种案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手不足的关系，这会见到沈睿明，真是比见了亲人还亲。
沈睿明见梁心虎一脸倦色，知道他身上的担子不轻，也不急着说话，待梁心虎点上一支南海雪茄后来才开口：“临高发来的电报相信你已经看过了，咱们长话短说，你多休息休息。”
梁心虎摆了摆手，示意自己身体没事：“没事没事，你我都才过三十，革命的日子才长着呢。”
梁心虎忽然又一拍脑袋：“不好意思，忘记你不抽烟的了。”说着就要熄灭雪茄。沈睿明阻止了他：“不要紧，我这里没这么讲究。”
看到梁心虎抽了几口，精神稍有恢复，沈睿明才说：“几件事，一是审判，这个等会再说；二是组织处已经批复同意广州设立五个法院，包括配套归化民司法公务员的培养的方案，这样一来你的担子可以大大减轻。”
梁心虎吐出一口烟圈：“我没来广州之前老刘催法院配套建设倒是催的很紧，我来之后他催的没那么勤了。不过也说过要给整个广州60万人口人多配几个法院的事，按十万人一个法院来算，这担子不轻啊。”
“刘市长的算盘打得不小啊，不过这是明末的广州不是21世纪的广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法院――21世纪的中西部城市的法官们一年都审不了几个案子，小农经济这锅死水没必要搞那么大阵仗。过去广州市区范围内不过两个县衙门就料理全城的司法案件了，一个府衙还要兼顾下属其他州县的司法案子，一口气搞五个法院实在太多了――也没这么多人填。”
梁心虎一愣，知道司法口内部肯定有了细节，问道：“那么具体方案呢？组织处批复了，我们再改，是不是有点手续上的问题？”
“组织处只是批复给我们五个法院的建制，可没说具体的法院级别和用途。这个自由还是在我们法务省的手上。”沈睿明说，“法务省研究之后，决定先设南海、番禹两个基层法院，再设一个广州市中院。这样大致和过去的一府两县相对照，老百姓接受起来容易一些。”
“其他各县呢？听说组织处也批了。”梁心虎追问道。因为最近各县都有不少案件积淀，除了重案照例解赴广州审判之外，各种小微案件和民事案件只能按照老办法，由各县县长进行审理。
结果新成立的县政府，等于又回到老路上去，各县县长便各自制定日期，或者初一十五，或者每周周几“放告”。告状的都挤到县政府去，虽然不下跪不打屁股，但是本质上和大明的县令审案没什么两样。
县长们，不论是元老还是归化民，其实对元老院的法律体系都所知甚少，全靠法学会编发的几本手册，案情略微复杂一点便难以为继――特别是民事案件，其中纠缠夹杂的事件甚多，仅仅要把事实调查清楚便破费脑筋。若是元老还好些，起码都经过现代法律的熏陶，多少看过法制节目，基本的法制概念和精神是明白的，审起来多少还有些调理。归化民县长，要么口含天宪随心所欲，要么循例把案子又交付给下面的留用书办或者刑名师爷。这些乱象都经过政治保卫局的汇报汇集过来，要求“司法进县城”的呼声一时间变得很大，这也是为什么组织处和干部处突然对司法口如此慷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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